穆斯林兄弟会对埃及剧变的影响
在组织动员群众游行的“四六青年运动”领导人艾哈迈德·马希尔看来，说游行示威的绝大多数人是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不过是穆巴拉克当局为了控制局势所找的借口，来吓唬那些担心埃及出现神权政体的人。据估计，全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不过50万人，不可能在开罗上百万人的大游行中成为主体。在游行示威的口号和标语中，也没有明显的宗教色彩，大量街头标语的内容都是“穆巴拉克下台”。
这种没有鲜明宗教性口号、没有明显宗教性诉求、看不到宗教力量显著领导作用的状态，成为这次埃及剧变的一个特点。事实上，这种状态正是各反对派势力刻意营造和追求的结果。对反对派阵营而言，去掉游行示威的宗教色彩，正是为了让穆巴拉克当局的用心不能得逞，为了最大程度地团结所有反对派力量，也为了让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力量减少顾虑，从而削弱穆巴拉克的外部支持。
刻意营造的低调，并不能掩盖穆斯林兄弟会是埃及动员能力最强、组织最完善、成员最多的反对派组织这一事实。成立于1928年的穆斯林兄弟会，在1952年的埃及“七·二三革命”之后，因为与掌权的自由军官组织观念相左而遭到镇压。1970年上台的萨达特总统为了压制前总统纳赛尔的支持者，开始支持穆斯林兄弟会。1979年，埃及和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戴维营协议》，穆斯林兄弟会坚决反对，再次遭到镇压。政府的强力打压，使得各世俗反对派力量薄弱，只有穆斯林兄弟会因植根于民众的伊斯兰信仰而得以坚持和发展。各种对当局专制体制不满的力量，都会融入到穆斯林兄弟会中，尤以律师、医生、工程师和大学生等专业技术人员和知识阶层为主，他们中很多人属于生活条件优越的中产阶级。穆斯林兄弟会利用这种经济优势，建立了包括医院、幼儿园在内的公共服务体系，服务广大民众，从而为自己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在1月25日开始的游行中，穆斯林兄弟会不是领导力量，但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开罗解放广场，大批医生在游行群众中提供急救服务，他们大多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穆斯林兄弟会设立了7个诊所，为在冲突中受伤的民众进行诊疗。在示威群众与政府支持者发生对峙的时候，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把示威者组织起来，有人负责构筑街垒，有人负责收集石块，有人负责搬运和投掷石块还击。正如反对派领导人齐亚德·伊勒米所说，穆斯林兄弟会是战略性的力量，他们天生就是组织严密的。
宗教对埃及剧变的影响，不只体现为有形的宗教组织的活动，也体现为无形的文化观念和社会网络。埃及民众不仅反对穆巴拉克的专制统治，也要求改善民生，实现“社会公正”，而“公正”恰恰是伊斯兰的核心价值观。在这里，传统的伊斯兰理念与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社会要求实现了对接。穆巴拉克长期站在以色列一边，帮助以色列压制巴勒斯坦人民，也激发了埃及人民的不满。作为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深厚的民族、宗教情感把埃及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连在一起。此外，以清真寺为基础，穆斯林国家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网络。游行示威的组织者发现，将集合地点选在清真寺，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群众参加游行示威。凡此种种，无一不体现出宗教无形的影响力。而这种文化底蕴，正是穆斯林兄弟会力量的源泉。2月11日，穆巴拉克下台之后，穆斯林兄弟会继续保持着谨慎和低调。有人担心穆斯林兄弟会极端，有人指责穆斯林兄弟会暴力，似乎是特意要对这些论点进行反击，穆斯林兄弟会选择具有西化色彩的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作为自己的政治盟友。经过几十年的政治斗争，穆斯林兄弟会的主体已经成为温和的伊斯兰力量。但仍然有很多人担心，现在的温和不过是穆斯林兄弟会进行政治斗争的权宜之计。
埃及剧变并没有随着穆巴拉克的离去而结束，而是随着新政治体制的构建刚刚开始。穆斯林兄弟会到底要走“土耳其道路”还是“伊朗道路”，或是自创一条“埃及道路”，只能让时间来给出答案。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阿拉伯语言文化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