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大量遗存“狮子背回回”古石雕

1982年6月至1984年10月，陕西省艺术馆在渭南地区澄城县为重点的民间美术普查征集活动中，发现大量古代遗存造型别致的石桩。一般高约两米左右，也有高达3米多的，多采用灰青石、黑青石雕刻，可以分为四个部分：桩头、桩颈、桩身、桩根。后在渭河以北的渭南、铜川、咸阳、宝鸡市的广大乡村又有大量发现，其中以渭南市的澄城、合阳、大荔、华县的遗存最多最集中。于1985年5月在北京民族文化馆展出时，临时命名为“栓马桩”，一些专家学者观后赞不绝口，法国、英国、日本、意大利等12个国家的学者纷纷来访，中央电视台和法国电视台记者专来澄城实地采访，拍摄了电视专题片。经过多年媒体报导“栓马桩”的提法似乎已被公认，但也有“看桩”或者“望桩”叫法的存在。

所发现的栓马桩制作年代不一，从明清到宋元都有，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桩上的雕刻，雕刻图案大致可以归为动物、人物、植物三类。三类中动物和人物巧妙的组合体——“狮子背回回”最为奇特，其他为狮子、猴子、人物、瓜果仙桃等。“狮子背回回”中的回回人造型多样，头戴各式帽子，还有缠帕、挽髻、留长辫的，在石狮背上或端坐或斜倚，身上装束则有披甲穿长袍的、穿单衫式阔袖长衫等，手中有执鞭、捧如意，弹琵琶、抱月琴、托瓶、拿烟斗，徒手捉狮耳、单手扶帽沿等。桩头上雕刻的狮子或坐或卧，或仰天长叹，或回首怒吼，千姿百态。至于桩身，其正、左、右三面通常为竖朵形串，枝莲、卷茸和云水纹等浮雕图案，寄寓了人们祈求家园安宁，人丁兴旺的美好愿望。这些拴马桩的制做，似乎已经达到了一种批量生产的水平，他们有了一种既定的模式，显得精湛而成熟。因为是纯手工雕琢，他们又是各个不同的，他们的造型，神态，别具一格，别有风韵。

“狮子背回回”是当地老人知道的传统叫法，类似的叫法还有“番子人人儿”、“八蛮进宝”、“鞑子看马”、“戏文人人儿”等。

中国没有狮子，国内的狮子形象皆从古波斯传入，汉语中“狮子”一词也是来源于波斯语şèr（见《回回馆译语》“鸟兽门”），中国狮子的形象来源于葱岭以西的古波斯一带。

历代回回人擅长养马、驯马。明代著名画家徐渭著有题画诗《回回马》：西马入瓜沙，风尘道路。试言如此匹，消得几筐茶？写回族骏马一路风尘奔到内地，也反映了明代的“马政”、茶马互市的情况，即内地人用茶叶兑换西域民族的马匹。“茶马互市”始于唐代。《新唐书》记载：“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到宋代，在无数茶马交易之后，将原设的“买马司”改称为“茶马司”，那时是一驮茶博一匹好马。元代是蒙古族入主中原，不缺战马，无茶马互市。明初始恢复，贸易发展，制度健全。明王朝不仅加强茶马交换政策，在陕西等地还建立了“茶马司”这样的专职机构。

这些以回回人和狮子为主题的石雕给我们留下很多疑问，为什么会在陕西渭南地区大量存在？他们的制作者是谁？他们的原始主人是谁……

当代“狮子背回回”石雕存在之地正是“同治事件”前回族人大量聚居的地方。

1862同治年间，陕西省爆发了著名的回民战争，在此后的六、七年的间，陕西全省尤其是人口稠密、富甲一方的关中地区成为相互厮杀的战场。其间，大批回民惨遭杀戮、驱逐、饿毙、疫毙，人口数量急剧减少。

回汉冲突以前陕西省有回族八百坊，聚居最为集中的州县共有17个，它们分别是：长安、临潼、渭南、高陵、咸阳、富平、华州、华阴、潼关、大荔、白水、澄城、蒲城、韩城、朝邑、合阳、南郑17个州县。《华州乡土志》记载战前“州境向有回种人……自唐中叶回鹘人来长安者或留居沙苑，卵翼蕃息，历千余年，曼及州境”。

但在同治年间回民战争沉重打击下，短短六七年内，全省回族人口损失高达155万，战后陕西回族锐减至15万口左右，人口损失比例超过91%。

同治事件后后“州民无复异种，大荔县回民绝迹焉”，鄠县战后更是“回民绝迹于鄠，汉人之外无复异种”。据左宗棠奏称：“以陕回人数计之，从前无事时散处各州县，地方丁口奚啻数十万，现计除西安城中土著两三万外，余则尽族而行，陕西别无花门遗种。即合金积、河、狄、西宁、凉州等处现剩陕回计之，丁口亦不过数万，其死于兵戈、疾疫、饥饿者盖十之九，实回族千百年未有之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