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伊斯兰世界的“戈尔迪之结”

“结”的来历

戈尔迪是古希腊传说中小亚细亚的一个国王，他在自己以前用过的一辆战车的车轭和车辕之间用山茱萸绳打了一个分辨不出头尾的复杂绳结，把它放在宙斯的神庙里，并留有预言说：谁能解开这个绳结，谁就能成为亚细亚之王。几百年，无数智者和能工巧匠都无法将绳结解开，这就是“戈尔迪之结”或称“戈尔迪死结”。

直至公元前334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三世（即后来的亚历山大大帝）远征波斯时途经此地，去看神秘之结。他见到了车和绳，但见不到绳头和绳尾，明白以正常手段解不开此结，手起剑落，结断为两半，戈尔迪之结因此宣告解开。

亚历山大大帝自认为“解开”了“戈尔迪之结”，他确实也征服了当时希腊人观念中已知的大部分世界，仿佛应验了戈尔迪的预言。其实不然。他死后不久，马其顿帝国分崩离析，中东地区又回到邦国林立、战火纷飞的时代。也许，他快刀斩乱麻的解法非打结之人所愿。

两千多年过去了，中东地区历经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的统治、伊斯兰教的创立和阿拉伯帝国的勃兴、历次十字军东征和阿拉伯人的反抗、蒙古人的征服，直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英法殖民者的进入、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回归等等，真是“城头变幻大王旗”。

进入20世纪后，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下，现有的中东格局逐渐形成。一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崩溃，以英法为主的西方协约国把中东地区瓜分大半，强占了很多殖民地和保护国。现今中东地区很多像切豆腐一样笔直的国境线就是他们的杰作。二战结束后，非殖民化运动兴起，中东各伊斯兰国家相继独立，犹太复国主义者经过几十年努力，建立了以色列国。

数千年来积累下的各种矛盾，仿佛“戈尔迪之结”在没耐心、没经验的解结人手中越缠越深，越扯越乱，中东各国的统治者深受其扰，人民不得安宁。从去年年末延烧至今的中东动乱之火，只不过就是这个“戈尔迪之结”在当下的表现形式而已。

要理清“戈尔迪之结”的脉络不妨参考《世界历史文库》。与此相关的有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ArthurGoldschmidtJr.）和劳伦斯·戴维森（LawrenceDavidson）的《中东史》、詹姆斯·温布兰特（JamesWynbrandt）的《沙特阿拉伯史》、罗纳德·布鲁斯·圣约翰（RonaldBruceSt.John）的《利比亚史》、埃尔顿·丹尼尔（EltonL.Daniel）的《伊朗史》、沙伊斯塔·瓦哈卜（ShaistaWahab）和巴里·扬格曼（BarryYoungerman）的《阿富汗史》和伊夫提哈尔·H·马里克（IftikharH.Malik）的《巴基斯坦史》，虽然地理意义上巴基斯坦是南亚国家，但作为伊斯兰世界的重要大国，和中东地区的联系也很密切。

我试着用这些史书，辅之以塞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的名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望能窥探中东“戈尔迪之结”的端倪。不过，《世界历史文库》至今尚未出齐，《伊拉克史》、《叙利亚史》、《埃及史》等重量级著作尚未得见，只暂就上述著作稍加归纳，即得出三组缠绕在一起的合法性难题。
文中将要提到的中东伊斯兰世界以伊斯兰文明为纽带，采取最广义的界定，不仅有西亚诸国和埃及，也包含北非马格里布诸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亚和毛里塔尼亚，加上苏丹和索马里。比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和劳伦斯·戴维森在《中东史》所界定的范围要略大些。

蜜糖or炮弹

所谓合法性，在政治学中通常用来指政府与法律的权威为民众所认可的程度。中国人由于经历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所以对统治者的合法性问题思考似乎不多，好像国家、政府是天经地义，百姓被统治是与生俱来。其实，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一个制度的合法性取决于它是否获得被统治者们的普遍认同。

中东地区从两河流域早期苏美尔文明算起，虽然已有6000多年的文明史，但目前的格局也不过是近百年风云变幻的产物。对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世俗统治者来说，他们如果想要取得执政的合法性，无非两条路：第一是发展经济，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第二是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和建国事业，反抗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东地区事务的干涉。

当下，两者却难以兼得。因为要发展经济，就要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搞好关系，努力融入到全球化的世界贸易体系中，吸引外国的资金与技术，加速本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而美国又是以色列最大的后台老板，以色列通过历次中东战争，对今天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反抗美国，就很难和它做生意了。况且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矛盾其来有自，从十字军东征就开始了，不仅仅是巴以问题。

是跟着老美吃蜜糖，还是发射飞毛腿和老美干架，此二者合法性来源很难兼容，大家只得各取所需。沙特阿拉伯国王（1990年海湾战争后）卡塔尔埃米尔、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等取前者；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历届最高领袖和总统（1979年后）、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前）、叙利亚的两位阿萨德总统等取后者。当然，有些国家在交好美国的同时也会对巴勒斯坦人民提供道义和经济上的帮助，但是能公开和美国叫板的就上面几位。

历史上也曾有人试图把二者结合起来，但最终都没完全成功。

第一位是埃及前总统纳赛尔。他1952年推翻亲西方的法鲁克王朝，1956年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埃及国有，由此导致英、法、以三国联军的入侵（即第二次中东战争、苏伊士运河战争），他领导埃及军队奋起抵抗，虽因力量悬殊，让联军占据上风，但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英、法、以三国最后不得不撤军，埃及取得最终胜利。纳赛尔由此一战成名，成为在阿拉伯世界广受爱戴的民族英雄和精神领袖。运河的收回和国有化的推进，使埃及经济度过了一段黄金时期。但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埃及惨败给以色列，极大地损伤了纳赛尔的威望和身体，三年后，他52岁时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壮志未酬。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和叙利亚前总统哈菲兹·阿萨德就是他的铁杆粉丝。

第二位是沙特阿拉伯前国王费萨尔。苏伊士运河战争时，尽管沙特阿拉伯同埃及之间长期存在矛盾，但当时的王储费萨尔兼任首相，召开内阁会议，仍向埃及提供大量的无偿援助，让埃及支撑到最终的胜利，这为他在阿拉伯世界赢得了巨大声望。1970年纳赛尔去世后，费萨尔成了阿拉伯世界新的领袖。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他主导下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对偏袒以色列的西方国家实施石油禁运，国际市场石油价格飙升，这就是“第一次石油危机”。从此沙特阿拉伯的外汇收入激增，人民生活水平突飞猛进，一举迈入富国行列。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挥金如土的阿拉伯王子形象也就是从那时逐渐产生的。1975年，他被一位患有精神疾病的侄子刺杀。他的继任者（即他的弟弟们）也继续以石油为武器和西方国家斗争，直到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沙特阿拉伯感到自身受到威胁，才不得不倒向美国。费萨尔国王一心追求的合法性授权最终还是被放弃了。

这两位作古之后，再没人能将上述两个合法性统一。纳赛尔的继任者、埃及总统萨达特一旦和以色列媾和，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后立马遇刺，由此可见两者的统一是多么困难？卡扎菲为了改善利比亚的经济，在2003年也不得不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制，转而与西方国家合作，换取他们解除对利比亚的经济制裁。

这次突尼斯和埃及两国，就是统治者没有处理好上面的一对合法性难题造成了动乱。这两国都和美国关系良好，所以要获得统治的合法性，只有改善人民生活一条路。突尼斯虽然也一贯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总部有好几年就在突尼斯城，但是自身的民生问题没处理好，“小贩一炬，可怜阿里”！而埃及的问题更严重，不仅民生多艰，还配合以色列封锁加沙地带，面临合法性的双重丧失，所以一旦动乱肇始，当年的空军英雄穆巴拉克只支撑了18天，就挂冠而去。

部落PK民族国家PK伊斯兰文明

第一组合法性难题讲的是各个伊斯兰国家世俗统治者的两难，但在中东伊斯兰世界，民族国家本身的合法性都是成问题的。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引述别人的观点指出，穆斯林要么忠诚于部落（家族、部族），要么忠诚于“文化、宗教和帝国的统一体”，介于两者之间的对民族国家的忠诚反而是缺失的。其实只要看看现在中东的伊斯兰国家是怎么来的就清楚了。

有些直接就是从部落政权演变而来，比如科威特、巴林、卡塔尔和组成阿联酋的七个酋长国，所以他们的统治者不称国王，而称埃米尔。（巴林2002年起改称国王。）埃米尔就是部落统治者的一项贵族称号，也可译为亲王、大公、酋长，但不是国王。

有些是一个大部落在其有能力酋长的领导下，不断吞并周围的小部落而成。比如沙特阿拉伯王国就是内志埃米尔伊本·沙特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才拥有今天的领土。所以早先也称埃米尔，做大以后才能称国王。

有些是西方殖民者划地图、切豆腐形成的，是部落的大拼盘，最典型的就是目前闹得最凶的利比亚。利比亚成为一个统一国家，是从1951年开始的，是联合国在处置前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在北非的殖民地过程中形成的。这样产生的国家，其内部必然是不稳定的。因此伊德里斯王朝只存在了18年就被卡扎菲上尉推翻。也正是卡扎菲这样的强人，才能使大家在一个国家内凑合过了40多年。目前正在进行的利比亚内战，说穿了就是不同部落之间的争斗。

由于中国除了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大部分地区的部落社会都解体几千年了，很多人对此难以理解，总是想把这场内战的内涵往意识形态上靠，越想越迷糊。其实多想想，也就豁然开朗了。部落是在家族之上有血缘关系的人的集团，阿拉伯国家不像中国早就确立了郡县制，由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公务员来管理地方。他们对基层的管理，主要还是通过部落的长老和家族的族长进行的，与统治者血缘的亲疏远近，直接决定其分配到的利益多寡。虽然目前有的国家也有些现代行政管理成分，但要想彻底改变，还要很长时间。

利比亚又是部落势力很强的国家，它本来就是由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和费赞三大地区，100多个部落组成的国家。卡扎菲在40多年的统治中，特别是在2003年与西方国家和解后，把大量的石油外汇收入用来照顾自己的部落和友盟部落，这些部落主要位于的黎波里塔尼亚。

以班加西为中心的昔兰尼加各部落心理不平衡是很正常的，所以趁着周边的突尼斯、埃及大乱，起来造卡扎菲的反。但即使在北约联军空袭的帮助下，他们也无法攻入的黎波里，也是这个原因。因为卡扎菲的部落及其友盟也清楚，一旦昔兰尼加诸部落得手，他们在利比亚将永无出头之日，当然要拼命抵抗。双方谁都没法把对方吃掉。最近有关利比亚问题的卡塔尔会议召开了，这标志着利比亚危机向长期化演变。最终要么是苏丹模式，和平分手；要么是索马里模式，群龙无首，天下大乱；要么再出一个卡扎菲第二，才能江山底定。

中东伊斯兰世界，除了土耳其和伊朗可以算是民族国家，分别以土耳其人和波斯人为主体，这两个国家是中东伊斯兰世界仅有的实现了政府有序更替的国家。广大的阿拉伯国家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同一个阿拉伯民族居住在20多个主权国家，并且在大部分国家是主体民族，这在全世界也仅此一例。

由于使用的国家太多，阿拉伯语也是联合国的六种工作语言之一。现有的阿拉伯各主权国家的合法性在阿拉伯世界看来也是不稳定的，因此很多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者都曾梦想做统一阿拉伯世界的英雄，从纳赛尔到他的铁杆粉丝卡扎菲、阿萨德，再到萨达姆等。并且也有过短暂的实验。埃及和叙利亚就曾合并组成过昙花一现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而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一方面就是这种泛阿拉伯思想支配下的产物，另一方面也说明萨达姆对主权国家合法性的理解还是承袭了阿拉伯世界的一贯传统，对二战后通过《联合国宪章》确立的现代主权国家的国际法地位认识不清，认为科威特还是二战前那样可以随意吞并的部落式的埃米尔国。

因此，在广大阿拉伯民众心目中，自己的部落（家族、部族）是要绝对效忠的，此外，对阿拉伯民族，对伊斯兰教，是绝对忠诚的，至于两者之间的民族国家，其合法性本来就是模糊的，而且一直是在不断演变的，要不要效忠很难讲。（相反，宏观层面的阿拉伯民族和伊斯兰教，微观层面的部落，其构成都是基本稳定的。）这组合法性难题也就是这次利比亚内战的根源。

逊尼和什叶的难题

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信仰是确定不移的，但伊斯兰教本身也是有宗派的，这就又产生了新的合法性难题。

在先知穆罕默德去世之后，围绕他的继承人问题，伊斯兰教社团（“乌玛”）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一派主张推举哈里发（即继承人的意思），一派主张哈里发由先知的堂弟兼女婿阿里及其后嗣继承。前者后来被称为“逊尼派”，即正统的意思；后者被称为“阿里什叶”，即阿里的追随者的意思，后来简称为“什叶派”。起初三任哈里发都是推举产生的，因为都是一直追随先知穆罕默德的教团元老，矛盾还没激化。阿里继任第四任哈里发后，被反对派刺杀身亡，其子哈桑和侯赛因不久也相继遇害，积累的矛盾一下子爆发了。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使用种种手段获得了哈里发的头衔，建立了阿拉伯帝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伍麦叶王朝（又作倭马亚王朝），什叶派对此不予承认。

由于逊尼派的观点符合伍麦叶王朝的利益，逊尼派成为正统，而什叶派则一直受到压制。直到忽必烈大帝的胞弟旭烈兀大汗在1258年攻陷巴格达，征服了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因为中东地区大乱，这种压制才得到缓解。

因为这两大教派互不承认对方的合法性，他们在不同的国家掌权，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在当代伊斯兰世界，逊尼派的人口大约占85%，什叶派大约占15%。什叶派虽然人数少，但在教派斗争中却能以小搏大、不落下风。
第一，逊尼派的人数虽多，但很多是中东地区以外的信徒，比如东南亚，对中东地区这样的伊斯兰核心区作用不大。

第二，什叶派有一个核心国家——政教合一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其最高领袖霍梅尼和哈梅内伊对什叶派的权威无异于梵蒂冈教皇对于天主教的权威，而逊尼派没有这样的核心国家。沙特阿拉伯王国虽然拥有两圣地（麦加、麦地那），但其在逊尼派的影响力远不如伊朗在什叶派的影响力。

第三，什叶派有严格的宗教学者等级制度，而且规定每位信徒都要追随一名学者，逊尼派没有这样的等级制度和规定，所以什叶派凝聚力要比逊尼派强。

第四，什叶派宗教税率（即“天课”）比逊尼派高一倍，教团经济实力雄厚。

在这次中东动乱中，巴林王国主要就是这样的教派冲突。人口占少数的逊尼派统治阶层和人口占多数长期受压制的什叶派平民群众发生冲突。伊朗支持巴林王国的什叶派民众游行示威，逊尼派王室没有办法，只得在美国的默许下请求沙特阿拉伯出兵协助清场。这让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和投机性格暴露无遗，十分尴尬。伊朗的“围魏救赵”之策取得空前成功，极大缓解了自身因伊核问题带来的压力。

当然，两大教派的分歧自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就开始了，一时半会也难以化解。在各自的信徒中都有着至高的合法性，但在对方信徒中，却往往受到非难。这一“戈尔迪之结”真的很难解，谁主沉浮，一时很难明了！

中国人的妙解

中国早在先知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后不久就和伊斯兰世界有了交往，主要是贸易往来。彼时两大文明的相互印象都很好。《古兰经》里提到，“追求知识，哪怕远在中国”。而在唐人小说里，波斯人往往是巨富的象征。新兴的伊斯兰教也在中国传播，最终一部分阿拉伯人、波斯人及其他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后裔与皈依伊斯兰教的汉人相融合，形成了现在的回回民族。在扬州、泉州等地，仍留有始建于宋代的清真寺和穆斯林墓地，这是两大文明交往的最好见证。

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勃兴也不免会产生一些碰撞，特别是在两大文明交汇的中亚地区，公元751年爆发的怛罗斯之战是两大文明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激烈冲突，最终唐朝军队战败，退出了中亚的争夺。这一战影响深远，阿拉伯军队俘虏的唐军中的造纸工匠，直接导致造纸术传入中东，再经由伊斯兰世界传入欧洲，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积累与传播。从此至今1200多年，两大文明相安无事，基本上没红过脸。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政府一贯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事业，对此中东各国也看在眼里。那时我国的经济尚不发达，大庆油田发现后的30多年石油基本自给，和中东地区的贸易往来也比较少，进口的多是“伊拉克蜜枣”一类的农产品，对此很多人至今记忆犹新。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断加速，对“工业血液”石油的需求与日俱增，而中东地区是全球石油的最主要产地，由此中国与中东的关系也日益紧密。1993年，中国变为石油净进口国，到2010年，原油进口量占了中国总消费量的55%，大部分来自中东。

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世俗统治者要想同时满足第一组两大合法性很难，那是在西方文明主宰世界，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美国一超独霸的情况下。现在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给伊斯兰世界一个解开“戈尔迪之结”的绝佳机会。

以伊朗为例，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后，不久爆发了美国使馆人质事件，随即美伊断交，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尤其在伊核危机后制裁逐步加码，不仅制裁与伊朗有往来的美国公司，而且也单方面制裁与伊朗有经济往来的第三国公司（主要通过制裁这些公司在美投资设立的子公司进行）。美国企业完全撤离，欧盟企业也大受影响。

伊朗的经济要维持下去，一是通过周边国家的转口贸易，二是中、俄等国弥补了西方国家的缺口。在这种情况下，伊朗的经济尚能交出不错的成绩单，中国在其中折冲尊俎，也获得了充分的回报，成为伊朗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的经济互通有无，老百姓得了实惠，而且不需要冒着介入巴以冲突的风险。

随着这次中东大变局的深入演化，美国的两面手法和双重标准大家都看在眼里心里。很多本来亲美的中东伊斯兰世界的统治者不免心存疑惑：自己一旦对美国没有了利用价值，将来是不是也会被弃之不顾，甚至反攻倒算。

我们在和伊斯兰世界打交道的时候，不仅要谈生意场上的话，甲方乙方的，还要了解对方的历史，尊重对方的风俗习惯。当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能够携手复兴的时候，也就是呼唤已久的国际新秩序真正建立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