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语曾为回族重要语言 是郑和船队外交语言

南京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所主办的“古代和中古伊朗的历史文化及中伊交往研讨会”，于2005年6月28日在南京大学召开，会议得到了伊朗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大力支持与协助。参加会议的有伊朗驻上海总领事瓦希德·法尔芒德（vahid farmand）先生、伊朗德黑兰沙希德·贝赫希提（shahid beheshti）大学教授阿卜拉哈希姆·伊斯玛仪普尔（abolqasem esmailpour）教授，及其它伊朗学者侯赛尼博士与普尔梅格达德（pourmeghdad）博士。中方与会者主要有：北京大学的叶奕良教授、王一丹博士、党宝海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的程彤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暨南大学以及举办方南京大学的师生。会议由南京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所主任刘迎胜教授主持，瓦希德·法尔芒德总领事先生作开场致词，预祝研讨会举办成功。侯赛尼博士介绍了组织此次会议的目的，刘迎胜教授介绍南京大学关于中国和伊朗文化交流的研究状况。

南京大学刘迎胜教授在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波斯语在中国——13至16世纪”的报告。报告以幻灯片投影伴随解说的形式进行。他首先提出古代亚洲的“族际交际语”（lingua franca）的概念，指出中国蒙元时期以波斯语为最重要的外交语言，用以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交往；在此基础他提出直至明初波斯语依然是中国交通外邦最重要的外交语言，并举出具体例证：如见于《永乐大典》记载的明初派使团出使埃及的资料中称尼罗河为“卢地尼勒”，乃是一个波斯语词汇。他进而提出，郑和下西洋的舰队外交语言也是波斯语，显着的例子是今天保存在斯里兰卡科伦坡国立博物馆的用汉、波斯及泰朱尔三种文字刻写的石碑，另外跟随郑和的回回通事（元代的回族翻译官）所操语言亦为波斯语。明朝多次派往中亚的使团也使用波斯语，最显着的例子是“明成祖致沙哈鲁国王国书”这份国书的中文简本见于《明史·哈烈传》，系由明成祖朝都指挥使白阿儿忻台（Bai arkintay）出使帖木儿汗国时所携。

其波斯文全译本见于帖木尔朝史家哈肥子·阿卜鲁的着作《历史精华》。这份波斯文本国书含有许多用波斯语音译的汉语词汇，应系中国境内的波斯语通事译成，具有汉文化背景；由此刘迎胜提到明朝政府在15世纪建立的负责翻译波斯语文的机构和学校——回回馆。回回馆始建于南京后迁往北京，到18世纪中叶大约存在了约340年之久。回回馆培养波斯语翻译人才。根据回回馆的资料记载，其涵盖的地域是中亚和西亚和东南亚。中国用波斯语与东南亚诸国交往下迄于葡萄牙人初来远东之时，即16世纪中叶，刘迎胜教授的报告还提到，在元代回回人就开始进入双语时期，元末明初之际，使用波斯语的中国回族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汉语词汇，到明中叶，由于禁胡服、胡语的政策等原因，大多数回族的口语已变成汉语，于是一种用阿拉伯字母拼写汉语并含有许多波斯语词汇的文字被创造出来，这种文字被称为“小经”，此种文字今天仍然为回族所使用，但已濒临灭亡。刘迎胜教授的报告获得与会者的极高评价。南京大学的华涛教授和北京大学的党保海博士分别作了补充发言，提出波斯语作为当时中国最重要之外交通用语的地域差异问题。

伊朗学者普尔梅格达德博士用中文作题为“蒙元时期中伊文化交流简史”的报告，简明而系统地论述了元朝时期中伊双方在政治、经济和科技三个方面的相互影响和促进。报告最后他还对中国传至的“细密画”（即工笔画）作了简要介绍，侯赛尼博士、程彤博士和阿卜拉哈稀姆？伊斯马义普尔教授分别作了补充。

研讨会期间，南京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刘迎胜教授还作了题为“中唐以前的中伊文化交流”的报告。其发言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简要概述先秦时代的中伊交往：第二部分重点讲述中伊的首次直接接触，分别介绍月支和乌孙移居中亚及塞种部落分布、塔里木盆地西南缘的持伊朗语的居民、张骞通西域、大宛与“天马”、甘英使安息等等；第三部分介绍粟特人及其在中国的定居情况，如昭武九姓五国、六胡州和中国的祆教、摩尼教和景教等问题；第四部分着重论述萨珊王朝与唐朝的关系，评价了美国着名东方学家劳费尔的《中国伊朗篇》及哈佛大学教授弗赖对中国对于古伊朗文明史的贡献（特别是在植物栽培方面）以及中伊交流的研究。

另外依次提到第一突厥汗国在中亚的统治、唐朝势力在中亚、唐朝在华粟特的身份，如商人、乐人、仆从、驼夫及军Ren（如安禄山），以及敦煌及其历史、新疆的和田人等等。他还着重论及面临大食势力的扩张时，中伊两国的应对及其相互关系，特别是波斯王卑路斯为大食所逼、东奔向唐寻求庇护，从而唐王朝在中亚的统治开始面临大食势力的直接威胁，双方逐渐开始在中亚的争夺。公元751年，唐将高仙芝领兵攻石国、大食发兵救援，两军大战于怛逻斯，唐军败绩。刘迎胜教授简明扼要的讲演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关注。此后北京大学的叶奕良教授和王一丹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的程彤博士、南京大学的华涛教授依次就此问题各抒己见，发表了精彩的即席发言。

中国与古波斯（包括伊朗、阿富汗、中亚等地）的关系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关系之一，历史上曾经有过密切的交往。这种交往给相互的文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整个秦汉时期，沟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兴起，古波斯作为东西交汇点与东方的贸易和人员往来就很频繁。公元97年班超的副使甘英曾到达波斯湾。148年安息王子安世高到洛阳，翻译佛经。后来，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景教和摩尼教（后称明教）也传入中国。萨珊王朝时，波斯多次遣使北魏。唐宋时两国的交往达到鼎盛，唐朝的长安、泉州、广州和扬州等地居住着大量波斯人。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曾到霍尔木兹。中国丝绸、铜器、漆器、货币等大量流入伊朗。同时，波斯人也给中国带来了菠菜、葡萄、苜蓿、胡桃、胡萝卜等物种，并将其音乐（如琵琶）、舞蹈、建筑艺术等传入中国，对丰富中国历史文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二千多年的历史无不承载着时代的痕迹和友好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