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马三立。三立，立起来，被人打倒；立起来，又被人打倒；最后，又立了起来。(但愿不要再被打倒。)我这个名字叫得不对：祸也因它，福也因它。
我今年85岁，体重86斤。明年我86岁，体重85斤。
我很瘦，但没有病。从小到大，从大到老，体重没有超过100斤。
现在，我脚往后踢，可以踢到自己的屁股蛋儿，还能做几个“下蹲”。向前弯腰，还可以够着自己的脚。头发黑白各占一半。牙好，还能吃黄瓜、生胡萝卜，别的老头儿、老太太很羡慕我。
我们终于赶上了好年头。托共产党的福，托三中全会的福。我不说了，事情在那儿明摆着，会说的不如会看的。没有三中全会，我肯定还在北闸口农村劳动。
其实，种田并非坏事，只是我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生产队长说：马三立，拉车不行，割麦也不行，挖沟更不行。要不，你到场上去，帮帮妇女们干点什么，轰轰鸡什么的……惨啦，连个妇女也不如。
也别说，有时候也有用。生产队开个大会，人总到不齐。队长在喇叭上宣布：今晚开大会，会前，有马三立说一段单口相声。立马，人就齐了。(张京平整理)
马三立相声艺术八十年
马三立老人走过了漫漫80年的相声艺术生涯，从一个“撂地”糊口的艺人，到让亿万观众景仰的艺术大师，饱尝了旧中国艺人的苦辣辛酸，也经历了新社会文艺工作者的扬眉吐气，他把毕生的精华全部贡献给了人民喜闻乐见的相声艺术……
现实生活中的马三立。从来就不是命运的宠儿，而他更多的人生岁月是生活在社会的低层，与百姓们朝夕相处。
马三立，1914年出生在北京。回族。
1927年秋天，马三立抖的平生第一个“包袱”竟是家境的辛酸。那年，马三立住在天津南市“三不管儿”的福安街同善里的大杂院，就读于美国教会创办的汇文中学。同学们一进中学就置办好崭新的校服，而马三立身上依然穿的是一件拆大改小的旧大褂，袖子上还有两块补钉。先生、同学们笑话他，说没有校服别上学了。父亲马德禄靠说相声糊口，家里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当时马三立真想去说相声赚钱，不上学了，可面对严厉的父亲，他不敢作声。父亲说：“卖裤子当袄，也要供三立上学!”后来东拼西凑几块钱要给他买校服，马三立抢着对父亲说：“让我去买吧，我会。”于是父亲叮咛又嘱咐：“记住，试好尺寸，买合适了!”等马三立买回校服往身上一试，好嘛，校服起码大三号，把瘦骨伶仃的他整个包起来，父亲急了说：“不让你买，你非要自己买，这么嘱咐你试好尺寸，你却……”马三立扬起两只胳膊，如同戏台上老生抖袖，一双小手终于见了天日：“我想，冬天套棉袄，明年我再改，还能穿……”父亲叹口气说：“唉，闹了半天，他的包袱使在这儿啦!……”
1929年，马三立正式拜了“相声八德”之一的周德山(艺名周哈蟆)为师，开始了坎坷而漫长的艺人生涯。
马三立拜师不久，就跟着师父、师兄弟们“撂地”说相声。那时，他常去的是天津南市、河东地道外。由于他爱看书，平日好动脑筋，很快就成了师兄弟之间的佼佼者。此后，甭管是“撂地”，还是走街串巷，舞台对于马三立讲已不再是生疏之地，因此也有了一大批盯住他、喜欢他和捧着他的当年的“追星族”。马三立使“活”逐渐得心应手，也更加变得“调皮”起来，更加有了灵气。
马三立夫妻合影
1948年春，马三立来到北平，以马家独有的段子深深打动了观众。《开粥厂》里的“马善人”成了三立的昵称，许多电台听众，纷纷点播：“马善人”的节目。在舞台上，日益走红的马三立颇有自知之明地表示：“听众们没见过我的庐山真面目，很难猜想我是什么模样。当然，您看了我的相貌后，深表遗憾。这不能怪我，我自己也不愿长成这样……”观众情绪高涨，一传十、十传百，说：“看马三立的长相比听他的相声还逗!”
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了，马三立可高兴坏了。此时电台里传出了马三立的声音：各位听众，我和花小宝(梅花大鼓艺人)自由恋爱多年，决定正式结为夫妻，如今万事俱备，就是没房，燕尔新婚没房可不行，有合适的房子您给留神寻摸着，房钱别太贵，因为我穷，我这儿提前道谢了!消息一传出，钟爱马三立的老听众、观众纷纷来信祝贺，并为他推荐价格低廉的房子，最后有一家房东极为仗义地表示，您就住，房钱不论怎么涨，也不给您涨。搬家那天，马三立的搭档张庆森夫妇却住了进来，房东急了，说：“不是您结婚呀，要知是这样，我们就……”马三立连忙施礼，恳切地说：“您就当帮我，他们夫妇从东北来投奔我，我想帮朋友，我没别的能耐，就会编相声——把自己也编进去了。”转天，马三立、花小宝在广播中宣布解除婚约，向听众致谢、致歉，恳请谅解，有听众当时打来电话说：“马善人，你这个包袱不小呀，把一座北京城都‘装’进去了”……
1951年春天，马三立主动要求赴朝参加慰问志愿军演出，冒着生命危险，为战士们表演，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
1953年1月，马三立这个曲艺人“个体户”加入了正式成立的广播曲艺团。从此，录制节目或直播慰问工厂、农村等演出忙得不亦乐乎，创作出了《新灯迷》、《破除迷信》、《春节妈妈例儿》等宣传色彩很浓的相声，颇受欢迎。
1954年，马三立表演何迟创作的相声《买猴儿》获得了巨大成功，把“马大哈”这人物刻画得维妙维肖。当时社会上“马大哈”竟出名了，全国亿万人口中突然增添了一位新成员，人们对在工作、学习以及生活中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的人脱口就会蹦出一句“马大哈”来。马三立还在中南海怀仁堂为毛主席和周总理表演了这段相声，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称赞。《买猴儿》还被译成俄文、英文，并多次获奖。同年，马三立表演的相声《今晚十点钟开始》又一炮打响……
1956年，针对相声《买猴儿》，中国文坛上展开了大讨论，尔后，《买猴儿》的作者何迟的又推出一个新段《统一病》，被错误地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何迟被打成右派。按照当时流行的逻辑推理方式，无疑则牵扯到《买猴儿》的演出者——马三立。一时间，风起云涌，运动来了。说过右派作者写的相声自然也就是右派了。马三立心想，我没反社会主义呀?然而他只能是沉默。从此他“享受”到的是右派的非人待遇。他满腹委屈，但把痛苦深深地埋在心底……
1961年3月，马三立终于从天津东郊幺六桥回族乡的一个村子里又调回曲艺团上班，但约法三章：不许接、打电话，上台不许逗哏，不许压场演大轴。马三立又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演出时，只要马三立说完，绝大多数观众别的不听，扭头就走……人们发现马三立在农村转了一圈回来后更加走红了，他对观众似乎产生了超常的魔力，备受欢迎。然而，艺术舞台的走红并没能改变马三立在生活舞台的境遇。
1964年5月“四清”工作队进到曲艺团，马三立自然是清理的“重点”。随着运动的发展，1966年文革时期，马三立住进“牛棚”，与众多的“牛友”们在那里忍辱负重。
1968年他又到了宝坻县西河务村务农。经过十几年的折腾，马三立确实从灵魂深处觉得累了、倦了，他只是默默地坐在板凳上抽烟。1973年社会上越来越乱，对这些“牛”们的管制也松了，马三立开始小声背绕口令、“溜活”。日子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地过去。
1977年，文艺的春天来了，10月，天津市文化局和曲艺团又接他回去了，这回可没有约法三章，而是新的繁忙的演出日子又重新开始了。1979年初，何迟、马三立被相继平反。
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马三立在他古稀之年又连续推出了一批精彩纷呈的单口笑话，诸如《家传秘方》、《查卫生》、《说瞎话》、《大会见闻》、《追》、《八十一层楼》等，既幽默又贴近生活，大大拉近了表演者与观众的心理距离，受到了不同年龄、层次观众的需要。
1984年，马三立的老伴甄惠敏猝然病故，在她生命垂危的时候，马三立却没能始终守候在她的身边，当时他正在台上表演相声《夸住宅》……就在这年秋天，马三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说入党后使他七旬高龄的人又获得了新生。从此他的任务更忙了，他除了参加各种演出，还应邀到全国各地讲相声艺术、相声语言及表演等等，全身心走向社会，他的精神境界也在逐步升华……
马三立老人既是艺术家又是社会活动家，他把幽默、风趣与魅力，慷慨地撒向社会各方，同时他也拥有一笔别人无法与之相比的财富，那就是观众。对马三立的一生来说，观众是至高无尚的。
马老告别演出离场的一刹那 告别演出后 最后一次向观众致谢
马三立前辈的遗嘱
我是一个相声演员，也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我按照党的要求，用相声，用笑声，为人民服务。各级领导，天津的父老乡亲，给予了我很多荣誉和关爱。我也曾被评选为“天津市优秀共产党员”，我心里的感谢之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人总是要死的。我有一个最后的请求，就是在我过世后，请将我丧事从简办理，我不愿让各级组织再为我费心费神；同时我的朋友、学生和再传弟子也比较多，所以不搞遗体告别，不接受花蓝、花圈、挽联，不接受钱物。我毕生只想把笑留给人民，而不能给大家添麻烦，给国家浪费钱财。我衷心祝愿相声繁荣，人民幸福，国家富强。
此致
马三立鞠躬(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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