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展

阿拉伯民族主义(即泛阿拉伯主义)对当代中东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二战以后，阿拉伯民族主义面临着新的国际环境，同时其自身的社会基础、内容、重点等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范围扩展到整个中东地区

战后获得独立的北非国家真正意识到了自己的民族属性，马格里布国家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加入阿拉伯国家联盟，而埃及则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纳赛尔的泛阿拉伯倾向明显地表现在他在1953年发表的《革命哲学》一书中，该书提出了著名的3个圈子理论，即阿拉伯圈、非洲圈和伊斯兰圈，其中阿拉伯圈的地位最为重要。1956年，埃及宪法明确宣布埃及属于阿拉伯国家，1962年发布的《全国行动宪章》最后确定了纳赛尔主义的内涵，并将复兴党的口号加以修改而提出了“自由、社会主义和统一”的口号。

作为阿拉伯国家中人口和军队最多、经济文化较为发达、地处欧亚非三大洲枢纽的埃及，也很自然地成为阿盟的中心。阿盟的总部和许多下属机构均设于开罗，而埃及人也在阿盟秘书长等关键职位的人选方面占有优势，并对阿盟政策有较大影响。埃及在苏伊士运河战争和十月战争中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阿拉伯世界中的领袖地位，直到戴维营协议签订后，这种局面才开始暂时扭转。

一些阿拉伯领袖关于阿拉伯人的定义反映了上述这种变化：“凡是生活在我们的国土上、说我们的语言、受过我们文化的熏陶，并以我们的光荣而自豪者，就是我们之中的一员。”

社会基础发生重大变化

在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国，以军人和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激进派取代贵族、地主等温和派成为民族运动的领导力量。上述各国几乎都是通过军人革命或政变夺取政权并建立共和国的。革命胜利后，尽管这些国家进行了军队职业化的改革，但军队仍然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其次是小资产阶级的兴起。小资产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公务员、自由职业者、小商人、手工业者等，其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现代教育的发展、政府机构的扩大和服务业的迅速发展等。例如，复兴社会主义的形成就是与激进知识分子的崛起分不开的。独立后，各国现代化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变化。

同时，无论在共和国还是在君主国，民族资产阶级势力都在不断壮大。在君主国，王室、酋长和地主通过投资工业、服务业及经营现代农场而逐渐向资产阶级转化，以王室和宗教上层为主的统治精英逐渐向知识分子开放，上世纪70年代以后尤其明显。在奉行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国家，国有化对大资产阶级造成了压力，但上世纪70年代以来实施的开放政策恢复了资产阶级的活力。民族资产阶级势力的壮大推动了中东民主化与改革开放的发展。

社会基础的变化造成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激进化。战后初期，小资产阶级领导的激进民族主义开始取代旧贵族领导的温和民族主义，由此形成了一个阿拉伯社会主义体系。至此，绝大多数中东国家最终赢得了民族独立，并走上发展民族经济、进行社会改造的道路，共和主义与君主主义的矛盾凸显。然而，到1967年，阿拉伯社会主义开始走下坡路，随之而来的是更为激进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民族主义的兴起，同时以沙特为代表的温和的君主制产油国在阿拉伯政治舞台上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