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绍先
对于今年年初开始在中东、北非爆发的大变局,学界有很多解释,笔者认为,从历史看,这实际是阿拉伯世界最新一次探求民族复兴的努力和尝试。
众所周知,从伊斯兰教创始的公元7世纪到公元9世纪中期,是阿拉伯民族的鼎盛时期。当时阿拉伯帝国不仅统一了阿拉伯半岛,而且势力延伸亚非欧三洲。那个时候的全球贸易几乎操纵在阿拉伯商人手里,阿拉伯半岛是世界科学文化中心,阿拉伯人是最受欢迎的先进文明的传承者和传播者。直到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最终灭了阿拉伯帝国,阿拉伯民族从此一蹶不振。
近三四百年来,西方文明无疑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但这并非等于说,所有人都满意和服从这样的安排。对于有着历史自豪感的阿拉伯人来说,无论是西方近现代的殖民,还是冷战后美国主导中东、颐指气使,甚至在海湾战争后“异教徒”军队大举进入阿拉伯半岛,都让他们受到深深伤害。今年4月,笔者曾就中东北非变局请教一位土耳其高官,他的解释是:世界文明没有优劣之分,而所有文明发展的轨迹都是“螺旋型的”,最终都必然要复兴。
阿拉伯人探求民族复兴的脚步其实一直没有停止。二战结束以来,这样的努力和尝试曾经有过两次:第一次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埃及纳赛尔革命为代表的民族民主革命,以推翻由西方扶植和委任的封建政府为主要方式,一时间“打得皇冠落满地”。在这期间,纳赛尔曾寻求统一和复兴阿拉伯之路。埃及曾先后与叙利亚和利比亚合并,而开罗一度被誉为“中东的首都”。但这次努力最终随着纳赛尔的去世和此后诸多中东领袖接班人之间的争权而告失败。
第二次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盛极一时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受到贾迈勒丁·阿富汗尼的原教旨主义理论影响,一批阿拉伯政治家开始号召“从宗教中找出路”,来实现民族复兴。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是这一轮民族复兴尝试达到的高点,所谓“阿拉伯人伊斯兰复兴运动之花的果实结在了波斯人的伊朗”。笔者认为,后来出现“基地现象”、“拉登现象”都是这波阿拉伯民族复兴浪潮最终走向异常极端的产物。事实证明,从宗教中找出路,不能帮阿拉伯人实现民族复兴。
眼下中东北非的大变局应被视为二战后阿拉伯人探求民族复兴运动的第三次浪潮。这次尝试与前两次相比有很多新内容,其进步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与前两次尝试都是由社会精英阶层发起并组织不同,这次探求民族复兴的尝试是由草根民众自觉发起的,因此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不可阻挡的特质。表现在对外政策上,阿拉伯民众要求自主、独立的意识凸显了出来,过去几乎所有阿拉伯政权都亲以亲美、民众情绪和意志被压抑的状况有所改变。通过这次中东北非的大变局,现在所有阿拉伯政权都不得不与美以拉开一定距离。
第二,这次尝试是不偏激的。与很多分析人士的预测不同,在中东北非此次大变局中,几乎看不到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影子,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也明显降低了“姿态”,以迎合这次以非宗教性色彩为主流的运动。事实上,穆斯林兄弟会已经组建政党准备参加今年秋天将举行的选举,成为一支温和的伊斯兰参政势力。这种情况并非埃及一家,突尼斯复兴运动(前身也是穆斯林兄弟会)已成为当前突国势力最大的政党,他们也明显经过自我改进,标榜以土耳其执政党为榜样,融入世俗政治。这种以宗教迎合政治的情况,即所谓“政治伊斯兰”,是阿拉伯人探求民族复兴的一种新趋势。
从外因来讲,以“脸谱”、“推特”等为代表的新兴网络媒体的推波助澜也是中东、北非这场政治大地震得以爆发的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但阿拉伯青年只是利用了西方的行为方式,未来阿拉伯世界的分权化,未必是美国想要的,它将是一个复杂的结合体。现在谁都不知道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和发展模式会是什么样,可以肯定的是:强人政治在阿拉伯世界是行不通了,照搬西方模式在阿拉伯国家也不可能成功。将来的阿拉伯式民主政治,一定是适合阿拉伯社会现实的方式,一定是得走阿拉伯人自己的道路。
在国际政治层面,很多人并没有看清这是阿拉伯民族的一次自我复兴的尝试,而是延续了趁阿拉伯世界动荡之时“跑马圈地”的习惯思维。欧洲很想借机扩大自己在中东、北非地区的影响,一些欧洲学者还提出与美国“划分势力范围”的非分之想,即以埃及为界美国负责以东部分(西亚)、欧洲“承包”以西国家(北非)的设想。但实际上,欧洲国家无论是军事上还是政治上能力都严重不足,暂时腾不出手来的美国也不可能允许欧洲染指其在中东事务中的独家主导权。其他如俄罗斯等,虽随机应变、也有心重返中东,但更是有心缺力,最终还是不得不随波逐流罢了。
此次阿拉伯探求民族复兴的尝试必将对美国在中东的利益造成空前挑战。美国不可能放弃中东,现在它急需修补由于阿拉伯大变局而“坍塌”的美国主导下的中东秩序,但囿于国内经济深陷债务危机,国外又尚未完全脱离伊拉克、阿富汗战争泥潭,美已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轻松摆平中东了。阿拉伯世界大变局将在相当程度上牵制住美国“战略东移”的脚步,这对当下正处于发展关键阶段的中国,或许是一个好消息。
一般认为,美国在这轮中东北非运动中“有得有失”,失的是对中东的控制力,得的是“民主”终于在阿拉伯扎了根,“颜色革命”有了新标杆。但事实是,埃及的民主政权远未到建立之时,伊朗军舰已经通过苏伊士运河。这次运动处处体现的是阿拉伯人对民族命运的独立思考,而不是对西方民主的呼应和膜拜。当今世界上,阿拉伯民族面临的发展困境可能是绝无仅有的:简单地说,是极端僵化的政治体制、极端畸形的经济结构、极端年轻化的人口结构遭遇到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结果。因此,推测中国会随之出现“茉莉花革命”,恐怕只是一些西方学者的一厢情愿。道理很简单:阿拉伯民族已经到了历史选择的关口,他们要解决的是“不发展”问题,而中国面临的是发展中的问题。就像改革开放30年历史进程中一再证明的,发展中的问题将在发展中得到解决。▲(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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