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教界与抗日战争

　　一、宗教界对抗日战争的历史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宗教界从自身实际和特点出发,为挽救民族危亡作了大量工作,其历史贡献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开展抗日宣传。为激发广大教徒的抗日热情,宗教界的领袖和知名人士通过各种方式开展了抗日宣传工作。

　　1. 发表通电或宣言呼吁抗日。全面抗战爆发后,佛教界的领铀太虚便发出《告全国佛教徒书》,号召全国佛教团体群起救亡,在政府统一指挥下,共赴国难。在上海的基督教全国性团体于八一三事变后,也发表了《告全国基督徒》等宣言,要求广大基督徒团结一致共同抗日。西安天主教徒于1937 年9 月则发表了昭告全国教徒的长篇宣言,勉励300 万教友“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 奋勇援助前线抗战,并巩固后方工作”“, 以求领土完整,主权保存”。1937 年12 月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出发之前也发表宣言,呼吁伊斯兰教徒“尽力奋斗,与国内同胞精诚团结,同心协力,求我最后胜利,灭此恶魔,复我失地”。这些通电和宣言的发表,唤起了宗教界的觉醒,激发了宗教界的抗日热情。

　　2. 发表文章宣传抗日。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宗教界已创办了系列刊物,尽管这些刊物的主旨在于宣传宗教义理,但抗日战争时期刊发了不少宣传抗日的文章。为扩大宣传阵地,宗教界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又着手创办新的刊物。1939 年10 月创办了上海“孤岛”的穆斯林进步刊物《绿旗》,集中刊发了一批宣传抗日的文章。《绿旗》办刊2 年,在发表的近40 篇文章中,有l/ 3 是直接宣传抗日的,因而受到大后方人民的一致赞扬。不仅如此,宗教界还充分利用社会上出版的报刊,从事抗日宣传。《申报》、《大公报》、《新华日报》、《救亡日报》等主要报刊,都刊发了许多宗教界人士撰写的文章。如《新华日报》为刊载伊斯兰教界的宣传文章设置了专栏。专栏上所刊发的《日寇对回胞之暴行》、《论日本军阀》、《告沦陷区中的回民》等文章,一方面数落了日寇屠杀民众、焚烧房屋、奸淫妇女等罪恶;另一方面激励广大伊斯兰教徒“为我整个中华民族,为争取中国与全世界的永久和平”“, 去和人类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拼命! 把侵略我们的强盗,赶出中国去”。这类文章的发表,有力地推动了宗教界的抗日救亡运动。

　　3. 通过宗教活动宣传抗日。祈祷是一种重要的宗教活动,也是教徒宗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时期,尽管烽烟四起,宗教界依旧举行了系列大型祈祷活动,或追悼阵亡将士,或祈求抗战胜利,或祈祷世界和平。不可否认,宗教界把抗战胜利与世界和平的实现寄希望于神的保佑,带有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但又应当肯定,在当时那种特殊环境之下,祈祷对于唤起全体教胞为国家的主权、民族的独立、世界的和平而斗争的决心与勇气,起了积极作用。1937 年9 月,西安天主教徒2000 余人,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祈祷和平大会。该会发起的目的,就在于“唤起全国三百万教友,于抗战期间,对国家须体明国民责任,发挥爱国精神,忠心报国”。1938 年2 月6 日开始,全国举行反侵略运动宣传周,第一日为宗教日,全国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全体动员,为国难祈祷。这次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祈祷活动,对于广大教徒参加抗日,其作用不可低估。此外,宗教界人士在宣讲教义时,还往往同宣传抗日结合起来。也有不少宗教界著名人士组织宣传团体,四出发表演讲,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

　　(二) 救护伤兵,救济难民。抗日战争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也使数以千万计的人流离失所。伤兵的救护与难民的救济,是随着抗战展开以后最为严重也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二大问题,宗教界为此也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1. 组织救护队。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佛教会即召开理监紧急会议,成立灾区救护团。随后又迅速通知京(南京) 沪地区各寺庙,派出青年僧徒百余人,至上海玉佛寺报到,组成僧侣救护队。仅在上海抗战3 个月中,僧侣救护队便救护战地负伤将士及租界难民8272 人。由于僧侣救护队工作出色,赢得了前方将士及社会人士的普遍赞扬。《申报》就载文指出:“该队在工作时,虽迭遇险阻,而遭受重大牺牲,然仍勇往直前,百折不回。尤以宏明法师,不避艰险,每日必率队赴最前线,监督救护,其勇敢服务之精神,殊堪钦佩。”南京、汉口、宁波、重庆等地也组织了僧侣救护队。与此同时,上海僧侣、南京回民还成立了掩埋队。

　　2. 设立伤兵医院、俱乐部。为救护负伤将士,宗教界除组织救护队外,还设立了伤兵医院、伤兵俱乐部。1937 年11 月,上海佛教界建立了佛教医院,有病床400 余张,医生护士30 余人。次年4 月,武汉佛教徒也发起创立了佛教医院。天主教、基督教界,则把教会医院改为伤兵医院,用主要力量来救护伤兵。为了收容更多的伤兵,有的教会学校甚至也被改为临时医院,让学生担负救护工作或一些辅助性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基督教青年会在全国广泛设立了伤兵俱乐部。当傅作义将军在绥远英勇抗击日军时,北平青年会的干事萧回千就筹设伤兵俱乐部,以便让伤兵得到一点安慰。青年会全国协会学生会干事刘良模,极力倡导服务军人,自九一八事变始,他先后在苏州、长沙、浙西安吉、梅溪、新登等地,设立伤兵俱乐部,在金华设立伤兵招待所、军民俱乐部“, 对伤兵服务,不辞劳苦,竭心尽力”。

　　3. 救济难民。难民问题是抗日战争时期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据国民政府统计,仅从1938 年4 月到1944 年12 月,由国统区各方救济的难民就达49014892 人次。如此众多的难民受到救济,其中也有宗教界的贡献和努力。例如,上海佛教界人士所参加的慈联会,在八一三事变后成立了一个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先后分设了50 多个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50 万人。对这些难民,除供给衣食医药外,还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动员青壮年难民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上海伊斯兰教界同样积极参与难民救济工作,先后设立7 个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3000 余人。1938 年3 月,基督教全国联合会正式成立后,还组织基督徒难民服务团前往各难民收容所,访问难民情况,考察难民生活,慰藉难民身心,举行难民讨论会,讨论难民出路问题。

　　不难看出,抗日战争时期,宗教界为救护伤兵、救济难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对伤兵的救护,减轻了伤兵的痛苦,促进了伤兵的康复;对难民的救济,在一定程度上给那些处于水深火热中的难民带来了好处。这是宗教界对抗日战争的又一贡献。

　　(三) 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宗教是一种国际现象,我国几种主要宗教都是世界性宗教。抗日战争时期,宗教界利用宗教的国际性特点,广泛进行民间交往,对信仰同一宗教的国家不断进行宣传,从而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关注和支持。

　　1937 年9 月3 日,佛教界著名人士屈映光发表敬告全世界佛教徒书,呼吁广大教徒发扬大悲精神,担负起救护众生的重任。同年10 月15 日,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等呈文内政部,要求赴南洋各地筹募捐款。礼俗司10 月22 日在致内政部的呈文中则指出：“外出募款一节,似尚可行”，“拟批示照准”。随后,圆瑛法师和其徒明　一起,前往南洋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介绍中国抗战情况,筹募捐款。1939 年11 月,以太虚法师为首的“中国佛教访问团”,又由昆明启程,赴缅甸、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暹罗、越南等国访问,历时半载,归来后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佛教与国际反侵略》一文,畅谈了这次访问的经过、收获和感想。1940 年11 月,乐观法师为首的“佛教国际步行宣传队”,又前往各佛国作进一步的宣传。

　　在对外宣传以争取国际社会同情和支持方面,伊斯兰教界人士表现尤为出色。1937 年12 月,伊斯兰教界志士联络各省知识分子,组成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前往近东各国,作抗日宣传工作。上海伊斯兰学校校长达浦生,也于1937 年底出访穆斯林国家。他趁参加埃及王子结婚盛典,各穆斯林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云集开罗之机,进行抗日宣传。1938 年2 月,达浦生在麦加朝觐期间,出席了有15 万人参加的世界伊斯兰大会,他利用这一机会,再次揭露日寇侵华罪行,并介绍了中国穆斯林拥护抗战的事迹。他还以阿拉伯文在埃及《金字塔报》上发表了《告世界回教徒书》,详细论述了60 年来日本侵略中国的实况,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对日寇予以舆论上的谴责和经济上的制裁。此文发表后,在各国穆斯林人士中引起了较大反响。

　　基督教、天主教界人士也向国际社会呼吁支持我国抗战。1937 年8 月31 曰,上海基督教各教会负责人联名以英文发表《为中日战争告普世基督徒书》,揭露日寇狂轰滥炸屠杀无辜的事实,指出日本正在制造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间教会若不对此作出反映,即表明教会失去力量。天主教南京区主教于斌博士,于1937 年10 月到1938 年5 月,遍历意大利、法国、比利时、瑞士、英国、爱尔兰、荷兰、美国、加拿大等欧美国家,口讲笔述,揭露暴日真相。当时《大公报》载文指出:“于主教到大学演讲,到无线电台广播,在报纸上发表谈话,果敢地抨击强权,他不但坚决的反对日本的横蛮,且对于意德的行动敢加以声斥。”1939 年2 月,于斌主教再度赴美,吁请美国继续救济我国难民。他前后活动达8 个月之久,遍游了美国40 个州129 个城市,除了与有关赈济募款机关接洽外,还访问了美国朝野“有力之领袖”,如美国总统罗斯福、美国红十字会会长大卫氏、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拉博士等。

　　宗教界人士的外出宣传,加深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宗教界对中国抗战的认识。国际社会开始不明中国抗日的真相,有的甚至为日本的欺骗宣传所迷惑。宗教界人士外出宣传后,国际社会才逐渐了解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形“, 所到之地,亲华的空气,随之浓厚”。如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在埃及宣传之后，“埃及全国舆论已成大变,始了然于前受日方之种种欺骗,而转为同情中国之言论,对敌方经济制裁运动,亦获效果,敌人十数年来在各回教国欺骗蒙蔽之技俩,自此完全揭穿”。这表明,宗教界的外出宣传,赢得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

　　同时,宗教界的外出宣传,还赢得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它们或来电慰问,或捐款救济。非洲基督教联合会、比利时基督教总会、澳大利亚全体基督教徒等于1938 年初来电慰问中国抗战。澳洲基督教会、美国基督教会、新加坡华侨教徒还筹募巨款,支援中国抗战。达浦生在海外奔走8 个月之后,带回各伊斯兰国家为中国抗战而捐助的经费20 多万元。于斌主教第二次赴美期间,也筹集捐款80 余万美元。缅甸回教徒开始对中国抗战并不关心,经宣传后大受感动,除捐款之外,还于1940 年3 月组织回教徒救护队来华服务,费用概由仰光回教社团负担,服务期为1 年。

　　此外,中国宗教界的外出宣传,激起了所经国家抵制日货的浪潮。如印度回民在欢迎中国回民近东访问团的大会上,当场通过了抵制日货的决议,埃及经宣传后也开展了抵制日货的运动,国际反侵略会援华反日会宗教伦理委员会,也通过了抵制日货的决议。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援助了中国的抗战。

　　更为重要的是,宗教界的外出宣传,提高了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宗教界宣传之后，“各国对我民族重新估价”，“完全改变过去错误的认识与态度”。如于斌主教在欧美工作期间,加拿大那瓦大学1938 年3 月的一份杂志载文宣称:“我们以前过于不认识别一民族,过于按我们简陋的智识去推测,难得别一民族的真正代表人,到我们中间来,使我们的错误能够纠正,我们对别一民族,得一正确的观念。”爱尔兰舆论界在于斌主教访问后也指出:“中国人已不是无思想的落后老朽,中国人的见解,已达到人类思想的高峰。”这说明,欧美人士对中国人的看法有了一定的改变,他们“后悔以前过于低看了中国”,认为中国人“有志气有决心”。

　　还应当指出的是,宗教界的外出宣传对于激励华侨支援祖国抗战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园瑛法师前往南洋各地宣传时,曾劝导当地华侨筹组“华侨筹款委员会”,提倡发起“一元钱救国运动”,激起广大华侨的爱国热情,踊跃捐款。于斌主教在美期间,各侨胞团体纷纷要求演讲。于主教对我国抗战以来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财政等问题,均作了精审的分析,并以事实说明我国最后必获胜利,由此“侨胞爱国情绪日益增加”。

　　可见,宗教界的外出宣传是富有成效的,对于赢得有利于中国抗战的国际环境,起了积极作用。这是宗教界对抗日战争的另一贡献。

　　(四) 捐款捐物,支援抗战。宗教界尽管财力、物力的来源有限,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同样做到了有钱出钱,有物出物。

　　1. 购买救国公债。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发行了5 亿元救国公债,宗教界也承担了部分推销公债的任务。基督教青年会负责推销公债10 万元。为了扩大推销范围,上海基督教联合会发起了劝募救国公债运动,各教堂分头成立劝募队,以促进救国公债的购买和推销。1937 年11 月,张宪秋在《大公报》发表《献给基督徒》一文,号召广大教徒,在圣诞节到来之时,节省其他消耗,用“救国公债”来代替一切其他的礼物。伊斯兰教、佛教界人士也参加了推销、购买公债的工作。

　　2. 捐赠物资。抗战开始后,宗教界普遍发起了爱国捐献活动。由于抗日军队缺乏应有的御寒供给,宗教界捐献最多的是寒衣。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基督教联合会就制作棉背心,分发前方战士,深受前线战士的欢迎。汉口中华基督教会的女信徒们,也自动地为前方将士以及后方困苦的难民缝制寒衣。甘肃卓尼僧侣,还捐出羊皮1000 张,作前方将士御寒之用。

　　此外,宗教界有的收取特别捐款,购买慰劳物品,送交前方战士;有的女信徒献出金银首饰,支援抗战,也有许多宗教界人士直接捐款,支援前线和救助后方。宗教界对抗战的财力、物力援助尽管有限,但也做到了尽其所能,其贡献不应当忽视。

　　(五) 组织武装直接参加抗战。抗日战争时期,宗教界组织了自己的武装力量。河北、山东、山西、安徽、陕甘宁边区等地,便建立了数十支穆斯林武装,其中,冀中和渤海地区的两支回民抗日游击队影响最大。1943年12 月,中国远征军第二次入缅作战时,有佛教僧侣22 人参加战地运输队,随军出发,并拒领5000 元安家费,其中3 人后来在密支那战役中牺牲。抗战之中,佛教徒除了入伍从军外,还有不少人奋起组织游击队。其中有五台山僧侣游击队,以杀生制止敌人对手无寸铁同胞们的屠杀。湖南南岳以碧吾法师为首的“游击队”,更是征战连年,名震三湘。基督教界也组织十字挺进军,挺进敌区参加抗战。该军由4 个连组成,由团长李仲山率领,于1939 年10 月抵达山西参加抗战。随远征军入缅、印作战的,也有不少基督教徒。

　　从上述五个方面可以看出,中国宗教界为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发挥了积极作用,因而应当充分肯定其在抗日战争史上的历史地位。当然,宗教界内部各教各派之间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在抗战中也有一些消极表现,如少数败类依附于日寇,为侵略者张目;有些宗教界人士进行反共宣传,使不少教徒对共产党产生了错误认识;有的宗教界人士还反对对日使用武力,主张“另辟途径”以“基督博爱之旨,拥护非战公约”。不过,这些不是当时宗教界的主流,我们不能由此而否定宗教界在抗战中的历史贡献。

　　二、宗教界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战的原因

　　如前所述,抗日战争时期,宗教界表现得非常活跃和积极,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爱国传统及其弘扬是促使宗教界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战的历史原因。中国宗教界富有爱国传统,每当民族危亡关头,常有一些宗教界人士奋起救国,以各种方式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抗日战争时期,宗教界继承和弘扬了这一爱国传统。他们进一步认识到爱国与爱教的关系,指出“教徒不爱国家,民族即不能爱教”,“爱教必先爱国”“, 国家利益高于宗教利益”。基督教爱国人士胡君素在《基督徒与抗战》一文中说“: 基督徒为什么要努力参加救亡工作呢? 因为我们认识这次的抗战,是为了争取我们民族的生存。”

　　这里也就道出了宗教界参加抗战的动因。《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宣言》也指出:“处此日寇毒焰方张、全国一致抗战之际,我教胞忝为中华国民,爱国岂肯后人;趁此时机,若不团结奋起,以表现我回教之精神,保持我回教之荣誉,不特为人格之污,抑且为宗教之辱。”

　　这表明,宗教界已认识到爱国重于爱教,爱国是宗教信徒作为国民应尽的责任。爱国传统及其弘扬,是促使宗教界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战的原因之一。

　　(二) 空前的民族危机及由此给宗教界带来的深重灾难,是促使宗教界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战的直接原因。

　　卢沟桥事变后,日机的狂轰滥炸,日寇的烧杀虏掠,给宗教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一些寺庙、教堂和宗教基地被毁,不少教徒遇难,许多教徒生活颠沛流离。据不完全统计,到1938 年底,有700 万回教教胞被杀害,3000余所清真寺被炸毁与焚烧。又据不完全统计,到1939 年底,天主教徒死亡达39 人,其中有主教1 人,传教士27 人,神父4 人,女尼7 人。严酷的现实,使宗教界人士深感“中国人如果不关痛痒地活下去,我们只有任人宰割”。现实的刺激,是促使宗教界人士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战的原因之二。

　　(三) 宗教界自身组织化倾向的日益增强,是宗教界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战的组织基础。本世纪20 年代以来,中国宗教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组织化倾向日渐明显,各教都建立了自己的全国性组织。1929 年4 月,佛教界成立了中国佛教会,它是一个佛教各宗派的全国性联合组织,不分宗派、出家在家均可参加。它从成立后直到全面抗战爆发,每年召开一次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讨论和决定全国各地佛教进行事宜。基督教界自20 年代本色教会运动以来,同宗派教会实现了大联合,除长老会早已与公理会联合组成中华基督教联合会外,1923 年后,信义会、圣公会及卫斯理宗各会相继建立了全国性组织,日趋联合和统一。天主教界于1935年9 月也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组织化作了尝试。因此,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宗教界有了明显的组织化倾向,这就克服了此前宗教界一盘散沙的状况,有利于宗教界群体力量的形成。事实上,抗日战争时期,宗教界的活动都是在一些全国性组织或地方性组织领导下进行的,特别是随着基督教全国联合会、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全国伊斯兰教救国同盟等组织的建立,宗教界的组织化趋向有了进一步的增强,宗教界正是以一支有组织的力量来支持和参加抗战的,这也是宗教界在抗战中发挥作用的基础。组织化趋向的日渐增强,是促使宗教界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战的原因之三。

　　(四) 外国主教和传教士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是促使宗教界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战的又一因素。众所周知,外国主教和传教士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宗教信徒。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主教和传教士所在国家与日本的矛盾尖锐化,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上形成了反法西斯阵营,因而不少外国主教和传教士对中国的抗战表示同情和支持。1937 年12 月20 日,罗马教皇驻华代表蔡宁总主教,在广播电台发表“耶诞节献辞”的演说。他劝告国人“应该牺牲我们自己,献身社会,以谋求中华民族的福利”,并号召“由东西各国来中国传教的天主教主教、神父、全国的教友,协同中华国家共同合作,以期达到中华民国国家和民族幸福之目的。”在演说中,蔡宁还提出了节食、捐献衣服、献金、减少生活必需品、打开家门收纳难民等八项工作,要求教徒实行。

　　此番演说出自一个外国主教之口,足以说明他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对中国信徒也富有教育性、鼓动性。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也发表专门声明,谴责日本侵略,为中国作人道正义的呼吁。上海法国天主教耶稣会饶神父,为救济中国难民,1938 年5 月赴美请命,并晋谒罗斯福总统,请总统告以美国各界,全力赞助中国抗战。此外,有的外国主教和传教士或对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或捐赠款项,或投身伤兵及难民的服务工作。外国主教和传教士的同情和支持,是促成宗教界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战的原因之四。

　　(五) 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的影响,是促使宗教界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战的重要因素。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不仅进一步明确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而且提出了“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的主张,并且在实际工作中,提高宗教界的政治地位,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同时,共产党还注意做好宗教界上层人士的工作。1939 年5 月,周恩来在汉口专程拜访了基督教人士吴耀宗,向他表示:“马列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但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并愿和宗教界人士合作,共同抗日。”

　　1941 年12 月和1943 年5 月,周恩来又二次会见吴耀宗,详细阐述了党的宗教政策,并对宗教界人士为抗战所做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1939 年4 月6 日,天主教爱国老人马相伯百岁诞辰时,中共中央致电祝贺,称他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中共宗教政策的成熟及对宗教界上层人士的争取工作,不仅有利于调动宗教界的积极性,也消除了宗教界对共产党的不少顾虑,从而促使他们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

　　总之,宗教界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战,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既有直接原因,也有间接原因。宗教界之所以能对抗日战争作出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是上述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三、抗日战争对宗教界自身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宗教界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战,又为自身的发展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对自身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概而言之,这些变化和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抗日战争提高了宗教界的爱国觉悟,培养了一批宗教界的爱国积极分子,这就为新中国成立后宗教界开展爱国革新运动和参加各项社会运动奠定了基础。

　　(二) 抗日战争促进了各宗教、各教派之间的团结,宗教界的组织化趋势有了进一步的加强,特别是一些超宗派的组织和各教派联合团体的出现,更加密切了宗教信徒之间的关系,这就为后来宗教界进一步发挥其社会作用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三) 抗日战争推动了宗教界的世俗化,促使他们更加关心现世,积极投入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各次政治运动和社会变革活动之中。

　　(四) 抗日战争使宗教界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促使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前只看到或片面强调宗教的消极作用甚至反动作用,转变到客观地估量中国宗教的民族性、群众性和国际性,在看到其消极作用的同时,承认并利用其积极作用,且据此制定了更为成熟和完整的宗教政策,这就为宗教界自身的发展赢得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宽松环境。

　　(五) 抗日战争使宗教界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了解,促使不少宗教界人士转变了对共产党的态度,这就为后来各宗教摆脱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利用,自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作了思想上和心理上的准备。

　　总而言之,抗日战争时期,一方面由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宗教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另一方面由于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地位,又对宗教界自身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宗教界是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既要看到其消极作用,更要发挥其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