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风满楼：辛亥革命前中国穆斯林的转变

历史学家蒙文通先生曾由孟子之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进而领悟到：“观史亦然，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蒙先生所言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变化实则有一个孕育期，辛亥革命前，中国的穆斯林知识分子群体在留日期间组织团体、办报刊，正是在孕育历史的变化。

近代日本是中国人进行改革或革命的一块阵地，穆斯林知识分子也抓住了这块阵地。1907年，东渡日本求学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发起组织“留东清真学会”，此学会由穆斯林群体组成，颇具提示意义。近代以来，国人在日本组织团体，多以主张或地缘而结，留东清真学会则以信仰而结，其“以联络同教情谊，提倡教育普及、宗教改良为本旨”。学会发刊称：“高其唤醒吾回之热度。”在近代国势日益衰微的状况下，穆斯林知识分子呼唤自我群体的觉醒，以图在振兴国势的同时警醒并振兴。

穆斯林群体与国内其他群体的差异很多，宗教是一大区别，同时也是这个团体凝聚的核心。在社会大变革时期，穆斯林群体也提出了改良宗教的设想。“质而言之，去伪存真，救宗教之弊也；明义显公，释宗教之疑也；重业尚质，固宗教之本也；推陈即新，大宗教之用也；因时权变，广宗教之学也。推斯意也，明斯旨也，因得一简括之名词焉，曰‘宗教改良’。”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改”乃是当时穆斯林群体对时代的回应。而《回教振兴策》更是将宪政与宗教改良联系起来：“以吾言之，欲为宪政之国民，尤必先由一定之阶级。阶级为何？改良宗教是也。”近代以来，国人屡次追求宪政，屡次失望，失望之中不断地反思以求宪政之实现。通过改良宗教以求得宪政，说明穆斯林群体也是期望国家早日实现宪政。

教育的优劣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一国的兴衰。“吾图回回宗教之进化，不可不先开人智；欲开人智，不可不先兴教育。”穆斯林群体也认识到开民智、兴教育，以解决教危和国危双重困境的重要性。穆斯林教育与普通教育多少有一些区别，经堂教育在传统社会是穆斯林教育的重要方式，穆斯林群体也认识到旧式教育已无法满足穆斯林群体在新的历史转型之际对于人才的需要，在全国趋新的热潮下，穆斯林群体也开始了新式教育的设想。但穆斯林群体对新式教育的设想是有所保留的，大致上是宗教教育与世俗教育相结合的模式。

清朝末期，“民族”一词传入中国，当时社会上已有所谓的“五族”之说。“五族”中的“回族”当时特指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群体，这令内地的穆斯林知识分子极为不满，他们企图为自己争得回族之名。

当时的少数民族意识不断觉醒，但又与国家认同保持一致。辛亥革命将领赵钟奇就发现，在近代民族国家的影响下，国内少数民族在求得自我意识的觉醒、振兴自我群体的时候，能将自我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穆斯林知识分子留日期间自办团体、自办报刊，并以“醒回”作为刊物名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穆斯林群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且这种意识与中国历史的走向密切相关。在全国思变求变的思潮下，中国的穆斯林知识分子也在思变求变。

少数民族在近代以来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是自我的民族化和自我群体的振兴，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也是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国势不断衰微之时，兴国也是其兴我的有机组成部分，具体到穆斯林则表现为兴教与兴国的双重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