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藏学工作者的情怀与思考

 
 
　　坐落于北京海淀的中央民族大学校园，春夏时节，绿树成荫。每天，在晨曦初露和夕阳西下时分，总会看见一对老人，携手漫步在校园中。住在民大家属院内的王璐和她老伴，漫步环境清幽的校园，已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携手散步这一习惯其实由来已久。三十多年前，文化大革命的那段岁月，王璐和她老伴虽关心国家大事但却不参加无谓的派性活动；白天在家一心阅读四大名著，晚上则一同漫步在拉萨美妙的风光之中。

　　已古稀之年的王璐，从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所退休后，对现如今的生活，十分知足。她每天都会写点东西，或回忆往事或针砭时弊，学术短文、随笔、散文、诗歌……她都涉足；不但公开出版了《走出雪域》、《雪域痴情》，还自费印刷了好几本个人文集——《说说西藏的一些事儿》、《随想录》、《倔强人生》等。她说自己的成绩，完全得益于国家对藏学的重视。

　　“我发现我这一辈子，不论是在遥远的雪域高原，还是越过喜马拉雅，来到那异域风情之中，一直都围绕着一个中心，那就是我的母校——中央民族大学。我从这里走出，最终又回到了她的怀抱……”王璐在一篇题为《我的大学 我的人生》一文中如是袒露。

　　王璐与这所大学结下的情谊，追根溯源起来，还是源自“西藏”二字。她现在另一个身份是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理事。

　　王璐常被人评价为“理想主义者”，充满热情，追求美好。上个世纪，年少气盛时，一心想建设边疆，向往西藏，王璐报考了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在西藏呆了十个年头；工作调动返京后，文化大革命结束，百业待兴，她归队，回到了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系；之后出国进行学术访问，走访印度、尼泊尔……几十年的光阴也不过一个转身，寥寥几句，简短不过，但细数起来，往事和收获，个中滋味，又如何一一尽数。

王璐在布达拉宫前留影

　　西藏最大的变化在于人的精神

　　1959年，原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撕毁《十七条协议》，发动武装叛乱，这一事件在当年立即成为全国各地人们关注的焦点。此时远在北京的王璐，正值高中毕业，忙着填报大学志愿。“这对于我这个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既受过过去的苦，又正在享受新生活幸福，极力寻找报国机会的热血青年来说，无疑是一个无声的召唤。西藏的遥远、艰苦和神秘，像磁石一般牢牢吸引着我……”当时恰逢中央民族学院藏语班招生，王璐如获至宝，立即报名。

　　在中央民族大学学习三年后，也即是1962年，王璐第一次到西藏农村实习八个月；1964年，王璐被分配到西藏日报社工作。实习期间，民主改革刚刚进行的西藏，一切还在建设中，物质条件仍极度匮乏。王璐当时居住在“四同户”家中。所谓的“四同户”，即指与当地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事同商量。王璐寄居的那户藏族同胞，家中没有房屋，一家人睡在廊子下面。王璐和他们隔着一个天井，她看到，这家人生活很艰苦，晚上临睡前喝过滚烫的稀得可以照见影子的藏粥（藏语称“突巴”），趁着热乎劲，脱下身上的藏袍当被子，相互依靠着躺下。家中没有家居摆设，除了廊子，就是一间没有窗户的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灶房。

　　一天傍晚，王璐和同学在村口看见一群藏族同胞从地里干完活回来，刚要上前打招呼握握手，迎面而来的那几位藏族人立刻“哗”的一下躲到路边，弯腰低头给王璐一行人让路，还将舌头吐出来，有多长伸多长。初到西藏的王璐并不明白此举是何意，黄昏下的此情此景让她诧异之外还有些许恐惧。后来同行的藏族老师告诉她，在旧西藏，三大领主将他们当做会说话的牲口，任打任骂任卖。当时虽已在西藏进行了民主改革，将封建农奴制度废除了，没有了领主，人们获得了人身自由，但历史沿袭下来的旧时代的思想烙印，仍残留在很多人脑中。“人最可怕的就是自卑自贱，你认为我是会说话的牲口，我也认为自己的骨头就是黑的，跟你不一样，你是贵族，是高贵的。”王璐说，“后来是共产党来了，手把手告诉他们，你也是人，跟他（领主）是一样的人，而且还要当家做主人，你有选举权还有被选举权……”

　　大学毕业后，王璐在西藏呆了近十年，回到中央民族大学藏学所后，因为科研需要又曾多次到西藏及其他藏区进行田野调查，从六十年代到如今，王璐看着西藏各个方面一点一点地慢慢变化：从拉萨街头有了第一个红绿灯，有了第一辆公交车到建立第一座百货大楼等等衣、食、住、行、医疗、教育各方面，全都发生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她看来，这些物质变化虽然可喜，但却不是最重要的。“西藏真正大的变化，是人们的精神”。王璐无法忘记自己初到西藏时所看到的当地人们的精神状态——民主改革初期，人们虽然在身体上翻身做了主人，但仍有很大一部分人精神上仍然没有完全站立起来。如今的西藏百姓，早已脱胎换骨，谁还会点头哈腰，“腰板都挺得直直的”。是共产党让百万农奴真正翻身做了主人。

王璐和爱人晚年又回到曾经学习和工作过的中央民族大学

　　归队与思考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王璐在西藏日报社的工作中断，被发配到林芝原始森林扛木头，当时老伴和孩子身体都不好，1970年申请返回北京治病。1973年，王璐正式内调回北京，先后“储存”在两所中学中。1979年，中国开启了划时代的一幕，邓小平号召知识分子归队。得知消息的那天，王璐正躺在床上给最小的孩子喂奶，老伴从外面回来，告诉她“你快起来，复习功课”。王璐当时就犯难了，经历那么多波折，没想过会再继续搞专业研究，连字典也卖了。最后王璐只好抄字典，四处翻阅书籍，一点一滴复习，将专业知识重新捡起来，随后进入了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在尼泊尔乡下考察时过吊桥

　　不久后，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等机构支持下，成立了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所，王璐到此工作直至退休。1993年，国家教委任命王璐为高级访问学者，委派至尼泊尔最高学府蒂里布文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工作。王璐很珍惜这次机会，五十多岁的她，依然满怀热情地投入到尼泊尔的工作中，没日没夜，也因此患上了糖尿病。

　　从国内各地的田野调查，到国外的学术交流，王璐自己总结心得，在研究领域，她不但写了许多论著，还形成了一些自己的思想。

　　 “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在众多的历史史料中她发现，其实有时候，“少数民族更离不开少数民族。”于是王璐便写文章努力论证这第三个离不开的思想。俄罗斯和中国同为多民族国家，在王璐看来，二者国内民族关系的状况大不相同。俄罗斯的多民族好比“过年做的压肉，它是用外力压制在一起；而中国则像一锅粥，是腊八粥、八宝粥，各种配料长期在锅里，在中国这块版图上，经过长期的生产劳动、各种外侵内战、天灾人祸就那么熬啊熬，最后融合在一起。”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也曾提出过一个说法——人们总说中央如何管辖下面，但从来不说五十六个民族如何共同缔造这个国家。“一个家庭的兄弟姐妹，你耕地，他开矿，共同抵御外力侵略”，王璐认为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之间全都存在一种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各个民族，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互相帮助，你也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其中宗教文化也像纽带一样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在历史上，清朝的康熙、乾隆，不修长城，改修外八庙。实行“不召自至”，用宗教的力量凝聚百姓。有名的实例莫过于土尔扈特蒙古族部落的回归。明朝时期迁徙至伏尔加河畔的土尔扈特部落，信仰藏传佛教，每年都回来朝拜。清朝时，终由于不满沙皇对自己信仰的干涉等原因，历经艰辛，举部落回迁。乾隆皇帝感动至深，特在新疆为其划了一块水草丰美的土地供其繁衍生息，并在承德立了一块无字碑。

　　如今安享晚年的王璐，常对人感叹，这一生，自己有与西藏不解之缘的经历已足矣。现在每天，王璐都会接到来自西藏日报的老朋友、在西藏工作的学生的电话；而收看西藏卫视当天的新闻联播则成了她每晚临睡前雷打不动的习惯。

　　“人虽然回来了，但我的根还在西藏”。王璐至今难忘自己在西藏度过的那段青春岁月和藏族人民的热情善良。她最终的心愿就是，将来把自己的骨灰埋到雅鲁藏布江畔的树下，让她永远能够看到她一生最为眷恋的第二故乡那辽阔的蓝天、滚滚的白云、洁白的雪山，能够听到雅鲁藏布江的涛声和那江边悠扬的打麦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