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社会：从部落走向现代

 

继突尼斯10月底制宪议会选举之后，11月22日，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凯卜在的黎波里宣布成立“过渡政府”并公布“过渡政府”人员名单。次日，也门总统萨利赫在几度拒绝和数月拖延之后，签署了交权协议。

在持续的局势动荡之后，西亚北非地区的人民普遍希望踏上变革和重建征程，实现向现代社会的“华丽转身”。但是，许多国家依然保持部落式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注定其建设现代国家的进程将是艰难和漫长的。

“利比亚是一个部落国家”

正如卡扎菲的儿子所言，“利比亚是一个部落国家”，传统的部落是利比亚的基本社会形态，他们对政权的效忠是保持政权稳固的重要基础。

利比亚人口不过640余万，但其境内却生活着几百个部落和家族，其中中等规模的约有30多个，另外还有10个跨国界部落。最具影响力的三个部落是瓦法拉、图阿里和卡达法，三大部落的人数占利比亚总人口的1/3。其中，瓦法拉部落人口最多，约有100万，主要集中在利比亚的经济中心、港口城市班加西附近，是昔日伊德里斯王朝的权力基础。图阿里部落拥有50万人口，是利比亚第二大部落。卡达法部落则是卡扎菲的直属部落。这个早先曾流落于东部昔兰尼加地区的贫穷部落曾是利比亚的边缘人群。得益于卡扎菲的极力扶持，卡达法从最初的几万人发展到15万人左右，成为利比亚第三大部落。

实际上，利比亚从独立之初，就贯穿着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斗争。伊德里斯王朝时期，国王通过修改宪法等途径，削减地方自治权。卡扎菲执政后，一方面试图改变利比亚传统松散的部落联盟现状，加快利比亚政治整合过程。另一方面，他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部落，实行部落式管理。卡扎菲打压包括瓦法拉在内的一些原昔兰尼加部落，同时重用本部落成员，他甚至还将本部落迁往石油储量丰富的苏尔特省，引发了其他部落对卡达法部落的嫉恨，加剧了东西部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因此，也有分析认为，利比亚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是部落之间争权夺利而爆发的战争。

部落现象广泛存在

部落众多是阿拉伯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现代阿拉伯国家的历史，经常被描述为部落的“较量史”。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人类学教授、《中东的文化与冲突》一书的作者卡尔•萨尔兹曼认为，部落自治和专制集权近百年来左右着中东历史。其中部落自治是中东地区独有的现象，它起源于游牧民族依赖大家族保护其成员生命安全的原生机制。

在很多西亚和非洲国家，过去由于自然环境隔绝，土生土长的部落权威比政府更贴近普通民众，人们的部族归属感根深蒂固。特别是那些居住相对偏远地区的部落，对国家事务的关注远远少于对部落内部的关注。部落成员对本部落的效忠，或者在很大程度上对部落首领的效忠，远远大于对国家和军队的效忠。

另一个处于中东政治动荡漩涡的阿拉伯国家——也门也是一个部落实力强大的国家。也门历史上曾出现过上千个部落，当前较大的部落有170个左右。哈希德、巴基尔、哈卡和穆德哈基为也门的“四大部落”。其中，哈希德部落全国最强、知名度最高。该部落集中于萨那、哈贾、萨达三省，人口逾百万，由50多个中小部落组成，组织严密，是一个集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四位一体的强大实体，必要时可动员十万以上的武装力量。

也门各个部落大多拥有自己的武装、行事规则和法律，在国家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也门边远省份，部落充当着基层组织，受到本省政府的直接管辖。中央政府颁布的法令能否顺利贯彻，往往取决于地方势力对其支持的程度，政府省长同各部落酋长之间的关系由此成为问题的关键。

自从今年年初也门局势动荡以来，中央政府对部落的控制越来越弱，部落武装有恃无恐，互相火拼不算，还把战火烧到了首都萨那。艾哈迈尔领导的哈希德部落武装曾多次炮轰也门政府的办公大楼、占领总统卫队军事基地，造成严重的人员和财产损失。

在相对稳定和富裕程度较高的海湾阿拉伯国家，部落因素同样具有特殊的影响。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曼、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王室统治者均来自古老而显赫的部落。例如科威特埃米尔(国家元首)所属的萨巴赫家族来自于沙特阿拉伯内志地区的阿奈扎部落，18世纪来到科威特后统治至今。约旦王室仰仗约旦河东岸的部落维持统治。本次政局动荡伊始，势力强大的东部部落便向巴勒斯坦裔的拉尼娅王后发起猛烈抨击。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为了安抚部落势力，任命来自东部部落的巴希特为首相。

在埃及、伊拉克、叙利亚、突尼斯等实现共和制的阿拉伯国家中，由于穆巴拉克、萨达姆、阿萨德和本•阿里等一批中东强人着力削弱国内部落力量、强化中央集权，所以部落的势力和影响不像利比亚、也门和君主立宪制国家那样强大。

现代社会的艰难转型

始于今年年初的局势动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阿拉伯国家人民希望改变现状、发展本国经济、实现民主法制的诉求。但是，对于这些被刻下深重的部落和宗教烙印的国家而言，要实现现代民主，建立起跨部落、甚至跨宗教的现代政党，殊非易事。即使是在具有一定民主基础的共和制国家，实现这样的转型也很艰巨。

综观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三个已经实现政权更迭的国家，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过渡期长且社会持续动荡。突尼斯原定60天内举行的制宪议会选举，一直拖到10月23日才举行。埃及军方在接管政权后承诺的议会选举也一拖再拖。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干脆将原定的过渡期从8个月延长到了20个月。举行选举仅仅是国家政治建设的起点，这一进程尚且如此艰难，要全面扭转国家政治架构，其艰难程度可见一斑。

另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是，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均出现了伊斯兰宗教势力上升的迹象。在号称“最西化阿拉伯国家”的突尼斯立宪议会选举中，伊斯兰复兴运动完胜世俗的突尼斯民主进步党。同样因宗教色彩浓厚而长期被禁的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获得广泛认可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利比亚过渡委员会主席贾利勒在宣布利比亚全国解放的同时，还宣布未来利比亚将实行伊斯兰教法治国，卡扎菲时代废除的一夫多妻制将被恢复，由此引发了外界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