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首次大选

 

1月25日从开罗解放广场发出的呐喊，让世界听到了埃及民众的声音，记住了他们的故事，也让统治30年的穆巴拉克心胆俱裂，仓惶下台。埃及小百姓第一次扳倒了大人物。

从此他们再也不愿沉寂下去。11月军方颁布法令，企图凌驾于民众的监督之上，“二次革命”应声爆发。经过解放广场上的日夜抗争，以及40多人牺牲的代价，最终军方被迫退让。坦塔维元帅即便有意接任新一代军人统治者，恐怕也只能作罢。

两次震撼世界的革命，显示出普通埃及人已经不再无足轻重。

两代革命者

11月30日早晨，开罗街道和往日一样拥挤不堪，私家车、的士和老式大众小巴见缝插针地抢道，喇叭声不绝于耳；白色的出租车有不少是奇瑞和比亚迪。考虑到这个城市没有红绿灯，难得一见的斑马线也无人理会，交通没有完全瘫痪已是奇迹。

这天解放广场上的人群比选举前少了很多，广场与四周人行道仍用铁栅栏隔离。北面入口处由十来个青年组成一道人墙，查验进入者的证件，要求打开包袋，再进行安检式搜身，以防坏人混入。

广场中央的帐篷数量明显少了，但灯柱间仍然悬挂着要求军方还政于民的标语，以及革命死难者的照片和悼念文字。两三百名抗议者分成几拨，由骑在同伴肩膀上的年轻人带头高呼：“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正义！坦塔维走人！……”

一些人手举写有诉求的纸板；一位老人身上挂满催泪弹和霰弹弹壳，展示镇压的残酷；几个商贩摆地摊兜售国旗、头带等抗议用品和纪念品。

广场东南侧的穆罕默德.马赫慕德街是内政部所在地，也是两次革命中冲突最激烈的战场。它与广场的交界处被两道路障封锁，由一些便衣人员把守，远处一堵巨石垒成的高墙将这条路一截两段。

数天前解放广场的夜晚要热闹很多：人群摩肩接踵，充斥着抗议者、看热闹的和小贩，宛若埃及版的伍德斯托克。

在广场中央一顶帐篷旁边，一个穿白大褂的年轻人席地而坐，身后墙上摆满了药品。偶尔有人过来索取药物，他问清情况后免费发放。

这位24岁的药剂师名叫拉菲克.索利曼，11月19日就开始住进广场。这个“广场大药房”由12名医护人员24小时轮班，药品由慈善机构捐赠。

“我来广场，是因为不喜欢独裁。”索利曼说。不当班时他也参加抗议。他对军队没意见，只是反对最高军事委员会(SCAF)迟迟不肯还权于民。这里没法洗澡，但需要呆多久他就呆多久，也作好了死伤的准备。

事实上，索利曼在“一次革命”中已经挂过彩：在1月28日的“愤怒日”大冲突中，他右腿挨了一发实弹，幸好没有伤及骨头。这次选举他不参加投票，因为“台上的体制还是旧的”。

他的另一身份是“4月6日”青年运动成员。“1.25”也被称为“脸书革命”，主要发起者就是这个被《纽约时报》称为埃及最活跃的脸书政治群，为此它曾获2011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该运动16位创始人中的瓦立德.拉希德和阿玛尔.沙拉夫在广场上告诉我们：“SCAF必须退出政治舞台。我们来广场是为了要求变革、反腐败、要求社会正义。”

希珊.穆巴拉克法律中心设在距广场不远的闹市区，它被创始人之一艾哈迈德.赛义夫称为“革命的新闻中心”。这位60岁的人权律师有个名气很大的儿子：30岁的博客作者阿拉.法塔赫，他因为抨击军方镇压导致10月9日27名科普特基督徒死亡，自10月底起遭关押，引发了要求释放他的国际请愿行动。

“两天前我刚刚到监狱探访儿子。他目前情况还不错，对外界形势很了解——我们每天都送吃的和报纸给他。”赛义夫在办公室中告诉我们。

最讽刺的是，“他最初被关押的监狱，正是1973年我被关的那一个，而现在的监狱又与2006年他进的相同(条件比第一个稍好)。我很悲哀：我们期望改变埃及，让子孙后代过得更好，然而情况却没有丝毫改变。”

11月初法塔赫在投书报社的《重返穆巴拉克的监狱》一文中写道：“我从未预料到5年前的经历会重演——在一场推翻暴君的革命之后，我又回到他的监狱？

“记忆中坐牢的一切细节又在回放：在挤进9个男人的2米乘4米牢房地板上睡觉的技巧；狱中歌曲和对话。但我实在想不起以前自己在睡觉时，是如何保护眼镜的。今天它已经第三次被踩踏……”

法塔赫25岁的妹妹莫娜也是知名博主，此时就在解放广场。母亲是开罗大学数学教授，1970年代在政治活动中结识他父亲。姨妈是知名小说家兼政治评论员。

父亲赛义夫曾四度入狱，1983年被捕后坐牢5年并遭酷刑，罪名是图谋在军中创建共产党组织。今年1月革命期间，军方又冲击他的法律中心，抓走了35人，包括多位外国记者。

自“1.25”革命以来，共有1.2万平民受到军事法庭审判，目前仍有近5千人受关押。法律中心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为受军法审判的平民提供法律援助。

对于父子俩姓氏不同，赛义夫解释说：儿子比较叛逆，“他不跟我姓，而是跟我父亲姓。我告诉他：那你的儿子可以跟我姓(笑)。我绝对以他为荣，当然也替他担心。我们的追求相同：都是自由、社会公正、人的尊严、国家和社会的民主化。”

对比两代人面对的统治者，赛义夫认为穆巴拉克更为恶劣，在萨达特时代酷刑还比较罕见，腐败也不那么严重；“但积极的一点是：现在人们战胜了恐惧，不愿再忍气吞声。年轻一代的梦想更远大。”

在议会选举中，赛义夫投票给“继续革命联盟”；他属意的总统参选人是穆斯林兄弟会出身的阿卜达尔.佛图赫。他觉得巴拉迪在国外生活太久，并不真正了解埃及，也缺乏政治家意识，而且年龄偏大。

“我不担心埃及会非世俗化，更关心是军人统治还是文官统治。现在只是民主化的第一阶段，应该给予民众成长的机会。这可能是一个10年或15年的过程，代价会很高，但要改变社会别无他途。”

赛义夫对前景持乐观态度，认为埃及终将步突尼斯的后尘：军方势力强大，但不会主宰政治。他相信儿子会很快获释。

写畅销小说的总统摄影师

34岁的艾哈迈德.穆拉德不是革命者，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穆巴拉克的摄影师兼畅销小说家。他的看法也与众不同：穆巴拉克是好人。

穆拉德从小就跟摄影师父亲学拍照，2001年他从开罗高等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第二年政府摄影部招人，一个在里面工作的朋友推荐了他。从此他成为总统的6名专职摄影师之一，每周工作7天，每天6小时。

“穆巴拉克对人都很和善，他夫人也是。他们对我很好、很尊重。”看到老总统在病榻上受审，穆拉德感到不是滋味——毕竟和他相处过10年；“埃及人从未这样羞辱自己的总统。”

2007年穆拉德处女作《天旋地转》的出版商、对他有知遇之恩的著名反对派人士穆罕默德.哈西姆，显然不会认同对穆巴拉克的如此看法。

“其实我们俩都没错：每个人都有很多面，穆巴拉克给我看的是好的一面，而哈西姆不认识他本人。穆巴拉克个人没有问题，人们抗议的总统这个公众角色。我也反对他的多数政策。我的两本书其实都反前政权。”穆拉德解释说。

不得不用两副面孔面对老板和朋友，让他心里百感交集。他用半年时间把书写出来，原本只作为一种解压渠道，妻子读完却说：干吗不发表呢？结果出书后迅速畅销，开创埃及乃至阿拉伯世界惊险小说的先河。

小说讲述埃及贪腐的政商阶层压榨穷人、聚敛财富的故事。主人公简直就是作者本人——一个叫艾哈迈德、戴眼镜、情人节出生的总统摄影师。故事从他在一家旋转餐厅偶然目击一桩屠杀惨案说起。

去年穆拉德再出第二本小说《钻石尘》，现已改编成电影，由一位明星主演。两本书都出了英、意文版。目前他正在写第三部。

穆巴拉克被控侵吞国家财产，穆拉德说自己对此不了解，因为他只拍摄总统的公开活动而非台面下交易；另外，迄今尚无证据证明穆有罪，SCAF关押穆是为平息民愤。

他说了一件穆巴拉克的轶事：一次在颁奖时，一位年过八旬的女科学家不慎跌倒，穆巴拉克马上丢下一切抢上前搀扶。“当时我有一个同事背起相机也上去扶，只有我拍下这一幕，因为这才是我的职责。”穆拉德回忆说。

在他看来，穆巴拉克问题主要出在近10年；“他身边的人很坏，只顾图谋钱财，给他进谗言，隔离了他和民众。他们才是魔鬼。”

他觉得自己作为摄影师，应该像医生那样为病人保密，不应落井下石。俟尘埃落定之后，他或许会写回忆录。

尽管同情以前的老板，穆拉德仍然认为，革命是件好事，对国家很重要，人们一直在期待变革；“旧体制其实就是我们埃及人自己，不是穆巴拉克。埃及各方面都在走下坡，整个社会已经腐败了50年。我们不爱国，认为国家不是自己的，而是大人物的。现在开始有了转变。”

他认为SCAF错在沿用旧政权的行事方式，动作迟缓；“埃及的体制是1950年代留下的。穆巴拉克是SCAF的头，砍断头等于在侮辱他们。”但至多四五年后，情况将会好转。

议会选举他投票给埃及自由党，总统参选人支持巴拉迪，因为后者勇于对抗旧体制。

目前穆拉德仍担任总统摄影师，除拍摄政府活动外也整理照片档案库。当晚与我们会面后，他又要赶赴父亲开的摄影棚，为一份少年杂志拍封面照。

“在埃及，写书不足以糊口，你必须有另外职业。”他解释说。他的书虽然出了英文版，但只是多些版税而已。此外，摄影始终是他的嗜好，而工作中拍的东西比较沉闷。

穆拉德没去过革命后的解放广场，因为有三个同事在那里挨了打——身份证显示他们在为穆巴拉克工作(埃及身份证和驾照均标注职业)。这让他很遗憾：“不能到热点事件现场，对一个摄影师来说这是很痛苦的事。”

守护国宝的博物馆馆长

马赫慕德.哈尔瓦吉同样不是革命者，但他必须天天面对抗议——他担任副馆长的埃及博物馆与解放广场正面相向，中间只隔一块建筑空地。

红色外墙、法式风格的埃及博物馆于1898年动工，1901年建成，1902年开张。馆藏逾20万件从史前到罗马时期的文物，包括年轻国王图坦卡蒙的黄金面具。

1月28日夜晚，广场上爆发大规模暴力冲突，博物馆也受殃及。虽然现在从外观看不出破坏痕迹，但左侧被烧得焦黑、空置至今的前执政党总部大厦，印证了当时埃及国博面临的巨大危险。

“1月28日夜晚，有三千人翻墙进入博物馆花园，其中10人爬上楼顶，两三人闯进馆内，试图打破橱窗洗劫展品。”埃及学博士出身、1984年进馆工作的哈尔瓦吉回忆说。

当天上午，负责保护重要景点和酒店的埃及旅游警察锁上博物馆大门，不让员工进入，以防有人趁乱盗窃。警员总共百余人，外加20名警官。

广场大乱后，人群潮水般14:58 2011/12/12涌来，冲垮了警察的防线。突入馆内的歹徒在地上留下无数烧过的卫生纸——他们在黑暗中用来寻路的照明工具。好在歹徒们对文物显然一窃不通，不清楚最珍贵的宝贝存放在哪里。

不久后，近千名年轻人组成人链，与馆员联手守护博物馆各个入口，直到晚上10时军队开到。300名士兵和四五辆军车把守博物馆院墙，另有大约200辆坦克保护整个附近地区。

经馆方清点，除了从当地落网的盗贼手中追回的文物之外，共丢失藏品54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两尊图坦卡蒙国王的小型雕像；另有20多件受到轻微损坏。

“迄今我们已经追回其中的28件。我的感觉是，剩下的26件最终也会回来。”哈尔瓦吉自信地说。

受到这次惊吓，他和同事都不敢回家。从28日晚到2月20日重新开馆，他们一直睡在馆内，轮流盯着监控屏幕值班。

“革命前我们没有高科技的防护手段。革命后我们开发了高技术的红外摄像头。”这位副馆长还透露，博物馆共有60名讲解员，馆内保安200人，馆外警察300人。

在1952年的革命中，埃及博物馆没有丢失任何文物，但1987和1990年两度发生馆藏失窃案，都是外贼所为。第一次被盗的45件文物已全部追回，第二次丢失的乌沙比陶甬尚无音讯。1988年博物馆才开始安装报警器。

众所周知，萨达姆政权倒台后，巴格达发生了国宝遭哄抢事件。但哈尔瓦吉没有听说同样受“阿拉伯之春”波及的突尼斯、利比亚出现国博被劫掠现象。

自拿破仑远征埃及以来，无数外国探险者前来这里搜寻、挖掘文物，导致流失海外的埃及古董不可胜数。“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必须是被盗的已注册文物方可索回。我们编制了一份梦幻清单，列出罗塞塔石碑等所有重要流失文物。它们目前多收藏在大英、柏林、卢浮宫等欧美博物馆。”哈尔瓦吉说。

他自己不收藏古董，因为“古董是人类的共同遗产，不应成为私有，应向全体公众开放”。

革命前博物馆的日游客量从淡季(4至11月)的七八千，到旺季的1.2万。2月20日闭馆重开的第一天，只来了100名外国游客，埃及人倒有2000个，大多是想亲眼看看文物是否安全。目前游客人数已回升到每天约4000人。

哈尔瓦吉并不反对革命，但不赞同一些抗议者的做法；“我支持反腐败抗议，但反对不良行为，这影响了国家的收入(国博门票收入上交国库)。我不赞成天天示威。观光业需要稳定的环境，没人会想到动荡的地方旅游。”

“现在谁能想象：埃及1866年就设立议会；1922年独立后制定出全世界最好的宪法之一；圣雄甘地来考察过埃及如何团结穆斯林和基督徒，日本也派人来取经如何治理国家。”自由派政党华夫脱党最高委员会15名执委之一、助理党主席卡米莉娅.舒克里博士向我们感慨道，“当时埃及属于第二世界国家，如今贫困人口却占一半以上。”

华夫脱意为“授权党”，以宪政为主要诉求，1918年为争取脱离英国殖民统治而成立，后被纳赛尔取缔，1978年复党。它也是“1.25”革命的推动者之一。

“今年我的学生正好在1月24日毕业，25日直接上解放广场。”在大学教化学和原子物理的舒克里女士自豪地说。

如今但凡与埃及有关的新闻，几乎言必提及解放广场。它似乎正在取代世界七大奇迹中硕果仅存的金字塔，成为象征埃及的新地标。

埃及有句谚语：世人怕时间，时间怕金字塔。解放广场代表的埃及当代精神能否留下永久的历史印迹，这个最长命的文明古国能否再现昔日辉煌，取决于埃及民众如何迈出始于解放广场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