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的思念——追思先父

枫园补遗之一--------

心中的思念
父亲周仲仁先生归真六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每时每刻都在我们身边伴随着我们。随着他忌日的临近，我总想写点东西。开始准备以“父亲的情感世界”为题写篇长文，但考虑到他老人家一生低调，不喜张扬，便作罢了。可总觉得应对父亲说点什么，便将记忆中的几件小事记下来，聊作纪念。

    一、最初的记忆

抗日战争胜利的第二年，我刚好四岁。父亲从云南昆明经重庆，携马松亭阿訇的三个子女经水路到达上海。将三个孩子交付给常子春先生，完成了老师马阿訇的重托后，在沪做短暂停留，便急忙赶回济南。这时家中已认定这个音讯杳渺的亲人已不在人世。忽然看到须发蓬松满面尘垢的他，全家都惊愕了，半晌没有回过神来。当奶奶让我叫爸爸时，我瞪着惊呆的小眼，没有吱声，紧紧藏在小姑背后不敢动。没过多久，我和父亲就熟了。每晚我和爸爸一起睡，早上醒来，我爬在爸爸身上听他讲故事，或是用食指点着我的小鼻子教我唱《卖报童》《不要你这个坏东西》之类的童歌。这些我至今记忆犹新。不久父亲为全家人的生计，又离家去北京（北平），寻找出路。

父亲再次回济已到了济南解放的一九四八年。他是受民族企业家马伯声先生和赵孟田将军、于若亭先生邀请，一同筹办“山东回教救国协会”的。马伯声先生任董事长，王国华先生担任总干事。父亲任宣传干事，负责宣传伊斯兰教义和督察几所清真小学的工作。王国华先生是父亲在成达师范的同学，山东泰安人。这年斋月期间，济南电台每晚开斋时分，有王国华伯伯念“班克”，马伯声先生介绍伊斯兰教知识。开斋节那天父亲在马伯声先生邀请下，到仁丰纱厂去领“盖得儿”。纱厂中许多穆斯林参加。很多仁丰纱厂的老穆斯林还记得这件事。一九四九年初，父亲又离开济南去北京了。

二、爸爸教我做贺卡

六十多年前，我刚上小学那年的新年前夕。为了庆贺新年来临，有些小朋友带来许多漂亮的贺年片花花绿绿的，有的上面还烫着金字。有花钱买的，也有自己做的。分别送给老师和同学，也有人送我。我看了很喜欢，也想有几张送人。可是，我家很穷，别说没钱买贺年片，就是零用钱也没有。每天早上照例一个窝头、一块咸菜，给一分钱买块豆腐干都是破例了。爸爸看透了我的心思，就鼓励我，自己动手做，他从旁指导我。

为增加我做贺卡的兴趣。爸爸从纸箱里找出一本旧杂志。上面登了一篇丰子恺老先生的文章。题目就叫“贺年”。他这篇文章，是写一个穷人家姐弟俩，姐姐叫逢春，弟弟叫如金。新年到来时，自己动手做贺卡的故事。看了这篇文章，我的劲头更大了。我虽然没有姐姐，自己一个人也能做好的。我在爸爸帮助下，找来白纸和旧图画书，就动手做起来。我把白纸裁成长方形，用蜡笔将周围圈起来，在右上角和左下角画上些简单图案。我记得，一张画得是在山坡上有棵小树，天上一轮太阳和几缕白云；一张画的是，在大海上有艘帆船，船帆被风鼓得满满的乘风破浪前进。贺卡中间写着“新春快乐”、“祝贺新年”之类。我做好的第一张就送给爸爸，他夸我做得很好。这是爸爸到大连工作后，第一次回家过寒假。老师和小朋友也收到我做的贺卡，他们没有笑话我寒伧，而是鼓励我再努力，我很开心！因为这是爸爸亲手教我做的。

三、爸爸送我的第一本书

我父亲一生送我不少书籍。比较集中的有两次。一次是“文革”后期，爸爸从大连四中退休回到济南。他随身携带除一个小旅行包外，便是一箱书。这是他在大连工作三十多年收藏书籍，是“文革”劫余之物，是他后半生的珍爱。回到家不久，他便把这些书全部送给了我。其中，大部分是文史类图书。有三十年代出版的《鲁迅选集》、郭沫若的诗歌《女神》、《郑和下西洋考》、《西洋哲学史》等。有建国初出版的《鲁迅作品分析》、《鲁迅小说讲话》文怀沙先生著《屈原离骚今译》、《屈原九歌今译》、《屈原九章今译》，王瑶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稿》等等，给我增添了一笔宝贵财产。再一次是爸爸归真前不久，他把自己整理出来的几十本，有关伊斯兰教文化及回族史的书籍又给我。其中有金宜久先生的《伊斯兰教史》白寿彝先生编著的《中国回回发展史》，庞士谦先生的《埃及九年》，马金鹏先生翻译的《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一卷《<古兰经>哲学思想》等，更珍贵的是爸爸留给我马坚先生、童道章先生及周仲義先生翻译的三个版本的《古兰经》汉译本。这些经书为开启我的教门知识，学习教义、教法起了无比巨大的推动作用。

不过我现在要说的这本书不是这些，而是爸爸送给我的第一本书。那是五十多年前，我刚刚升入高中，在建国十周年前后，一批红色经典陆续出版，引发了巨大的阅读热潮，就像当今青少年追捧郭敬明、韩寒、杨红樱一样，我们几乎人手一册，看的是《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岩》《红旗谱》等红色传奇。我也想要一本便写信给父亲委婉地提出要他为我买本文学书籍，说是语文课阅读需要。爸爸一眼便看透我的心思，隔了一段时间他给我寄来一本用牛皮纸包着的厚厚的书。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一看，既不是红色经典，也不是古典诗词；而是一本《马克思的青年时代》。这是马克思传记三部曲的第一部。作者是前苏联作家伽谢列布里雅柯娃，由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9月出版。全书在法国七月革命影响的德国的背景下写了卡尔.马克思二十六岁以前的生活学习恋爱及对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哲学初步批判以及与伟大诗人海涅的友谊等。这是我第一次阅读政治领袖的传记。爸爸在寄书的同时，谆谆嘱咐我要认真阅读，从伟大导师马克思的学习活动中，学到作人的道路。这本书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它远比那些长篇小说对我的影响大得多。它也为我阅读此类传记培养了兴趣。接着我又阅读了梅林著《马克思传》及《恩格斯传》、《列宁回忆录》德国共产党人李卜克内西著《我的一生》托洛茨基著《斯大林评传》等一些书，对我当时提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认识作用非常大。爸爸寄我的这本《马克思的青年时代》我一直带在身边。“文革”后，我又买到了三部曲的后两部《盗火》《真理的顶峰》，可惜再也没有当时的阅读兴趣了。

四、与爸爸生活的一年时间

一九六一年秋，我考入大连海运学院。开始了与父亲共同生活的日子。那时，他在大连四中当教导主任，已独自在大连生活了十三个年头。天天盼望能有个亲人来到。我乘车到大连是个傍晚，爸爸老早就赶到火车站等候，可惜我一出站台就被海运学院的接待人员领走，使他没有接到。他失望之余，焦急地一宿没睡好。准备第二天就到海院查询。次日他还没有出四中校门，我便找来了。他高兴地久久没有说话。给同事交待一下后，边带我回自己的住处。父亲住在一幢日式木楼的三楼。进门后，我才发现他是与别人合租的。那人一家四口。父亲住在外厅，用一扇可拉动的玻璃门分开。最早这房子是给父亲的，他为帮助别人让姓杜的（当时单身）进来同住，谁知却被人家挤到外厅。更有甚者，“文革”时，父亲因进“牛棚”离开一段，这家人竟将父亲的铺盖搬到学校，弄得父亲“解放”后没有住处，只好住进学校锅炉房。可是他从未抱怨过杜先生一家。我看到父亲的居室很简陋，仅有一张单人床，一张课桌，壁橱里整齐地放着书籍和少量衣物。见到此景，我心中不由得难过起来。他为了这个家苦了自己一辈子。父亲看出了我的心情，马上告诉我，看到的情况不可写信给奶奶和母亲讲。

然后父亲带我到大连的许多地方去玩，可是我的心情怎么也好不起来。

此后，每个周日到父亲那里去成了定例。他为了保证我的营养，把每周省下的饭钱用到给我改善生活上。平时，他每天仅吃两顿饭，中午烧饼咸菜，晚上稀饭咸菜，全在住处附近一家清真小馆内用餐。除带我游览大连市外，父亲还带我走访他的朋友家。其实，他的朋友不多，仅是三位成达师范的校友：王国华伯伯、金德宝、彭林蓂叔叔。王伯伯小时经常见并不陌生、王大娘精神有点障碍，所以仅去过一次。彭叔的爱人隔教，生活不习惯故也仅见过一面。去金叔叔家的次数最多。金叔、金婶都是热心人。父亲讲在我未去大连之前，他几乎每周都到金叔家去，把他家当成自己家，把购粮本及购物本都交给他们，把金增文、金增武当自己孩子使唤，生活的特别融洽。这也是后来我与金棣华（金叔的二女儿）结成伉俪的根基。（成达四友在大连的故事很多。另文再写。）

一年后，我因全国高等院校调整离开大连去上海。但这段温馨的生活却永远的留在我的记忆中。大学六年父亲每月按时给我寄二十元生活费，这在当时是一笔数目不小的费用，是他老人家一口口省出来的，他像大鸟哺乳幼雏一样，保证了我顺利地完成了大学的学业。

五、我为父亲写年谱

我撰写《周仲仁先生年谱简编》发端于济南成达师范学校创建八十周年研讨会。2005年5月父亲收到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发来的关于“济南成达师范学校创建八十周年研讨会”的邀请函，并提出写论文的请求。父亲苦于身体健康状况差，视力太弱已无法执笔，于是有意让我代笔，但我论文开了头却因掌握资料太少到会议迫近仍未完稿，只得作罢。2005年9月7-9日“研讨会”在济南召开。父亲以九十一岁高龄出席了开幕式，并由我三弟周健康代为发言。不久后，父亲对我说：“这次研讨会的论文中，成大师范学校在桂林的事讲的比较少”希望我补充一下。因此我萌发了为他写点东西的念头。因为父亲自五月接到开会通知开始，便陆续对我口述了一些他的经历，我也记录了些，这下正好用上。但是写什么题材颇费周折。写传记或口述自传都因材料不充足无法写。后征得他老人家的同意，决定用编年史的方法，简单地把他一生经历的事情串起来。第一部分（1914-1948年）于2005年1月完成草稿。父亲曾有意用“周仲仁先生与桂林成达师范”为题，截取部分内容发表，我劝父亲先不要忙着发表，等适当时机再说。动笔写第二部分（1949-1973年）时，已是2005年年底。等我完成草稿，读给他听，他纠正两处时间误差，补充了几点遗漏。然后说：“就这样吧，只要没有贪别人的功就行了。这篇东西写到退休回济南，往后就别写了。”也许他老人家预感到了什么。2006年元旦过后，我开始修改，谁知第二稿还没完成，父亲便于元月九日安然归真了。第三部分（1974-2005年）没有父亲的口述，写作的困难大增，但我牢牢记住父亲生前交待的三条：第一，事实求是；第二，不要贪功；第三，不要拔高，能简不繁。于是，从父亲在济南伊协期间的活动、讲话、文章以及书信往来和朋友、同事的回忆中搜集有用的材料。所以这部分写得呆板、生气不够也是显而易见的。遗憾的是他老人家生前没有看到它的完稿，更没有机会出版，这是我经常内疚的。

想起“挖掘”老爸已是廿一世纪了。可惜晚了，还没有见到冰山一角，他老人家便带着诸多的遗憾和谜团，于二〇〇六年元月九日归主去了。在他老人家归真前，我们仅能抢救到半部年谱。此外，二弟、三弟跟他学习了《古兰经》首章法谛亥和黄牛章的前五个索来，而我也仅学习了北京大学版《阿拉伯语基础教程》第一册前八课，连语音都没学完，便噶然中断。父亲讲经细致、背景明确，诵读《古兰》吐字准确、声音洪亮。对我们不厌其烦、谆谆教导。原定是教完十八个索来的，谁知不到半数，便被真主召去。我想这实是真主对我们早年不学《古兰》的一种惩罚。好孬三弟接受教训坚持自学，现在不但能念诵“法谛亥”和十八个索来，而且做到顺利的背诵，更应让老爸的“鲁亥”高兴的是他坚持了礼拜。使我家的教门后继有人。这也算对父亲归真六年的一个交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