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随松老廿年
——周仲仁先生与马松亭阿訇一起的日子
周仲仁先生出生于济南西关的穆斯林世家。1925年在济南清真南大寺当伊玛目的父亲——周怀清阿訇为支持好友马松亭阿訇改革伊斯兰教育而创办新型伊斯兰学校之举。将自己十一岁的儿子从济南制锦市小学辍学，送入刚刚成立的济南成达师范学校。从此时起到北平解放的一九四八年初，周仲仁先生在马松亭阿訇身边二十余年。松老高深的伊玛尼造诣，渊博的伊斯兰教典、教义知识，崇高的人格魅力及为伊斯兰教而献身的精神对周仲仁先生宗教信仰观、宇宙认识观、世界观、人生观及伦理道德观的形成起了巨大的影响。关于师生二人的密切关系，奶奶对我说：“你爸爸对马阿訇比对你爷爷还亲，在马阿訇身边尽孝的时间比在你爷爷身边还长。”妈妈对我说：“你爸爸跟着马阿訇十年有音讯，十年无消息。把我一撂就是二十年。”这是周仲仁先生最亲近的两位女性亲身感受的肺腑之言。
周仲仁先生追随松老廿十年，晚年经常谈及往事。此文把周仲仁先生一些谈话内容分别写出来以纪念松老和周仲仁先生。
一、言传身教引入伊玛尼正途
济南成达师范刚创立时，各方面都很困难。设施非常简陋、生活十分艰苦，既无图书也无教学仪器，教学用的黑板也是师生亲手制作的。学生用的课本都是他们坐在破旧不堪的课桌前，用削尖的竹片当笔自己抄写的。冬天在煤油灯下抄到很晚，仲仁先生年龄最小，抄完后，一双小手冻得红肿，马松亭阿訇就把他拉到身边，用自己温暖的大手给他捂上。并对他说：“孩子啊！真主最喜能忍耐的人，你要学会忍耐呀！”这句话像一股暖流传遍他的全身。“学会忍耐”这句话仲仁先生记了一生。由于生活困难，吃饭也是自己动手，每日轮流自炊，甚至开水都要到鸭子桥附近一家茶馆来买。茶馆就在仲仁先生家斜对面，在等开水的时候，他就回家等着。这事马阿訇知道了，就批评他说：“男子汉志在四方，不可这样恋家。”此后到鸭子桥附近办事，他再也不往家跑了。抗战前后，周仲仁先生廿年没回故乡，我奶奶就怪松老，说：“都是马寿龄一句话让俺孩子二十年不回家。”殊不知松老一句话却锻造了周仲仁先生的坚毅性格。
一九二八年五月，济南惨案发生，济南成达师范被迫停办。一九二九年农历二月，在马阿訇的努力下，学校迁往北平东四牌楼清真寺。迁校前，济南回族穆斯林群众在清真北大寺举行欢送会，并摄影留念。当晚虎伏滩拜后，马阿訇护送着十六位同学在法镜轩先生陪同下，分乘人力车、避开日本人，从济南西圩子外城绕道奔向齐河县晏城火车站。周忠仁先生的父亲把他送到普利门外，眼巴巴地看着孩子离开，抓着好友马松亭阿訇的手说：“我把孩子托付给你了，托靠主，襄助你们师徒平安。”
在这年的暑假后，学生扩招成五十多人。在马松亭阿訇的倡导下，学校成立“回族青年会”、“北平伊斯兰青年学友会”，并举办成达师生诵读《古兰经》比赛。周仲仁先生和马金鹏先生分获一、二名。周仲仁先生晚年回忆此事说：“那次比赛除我们平常诵读外，马阿訇辅导：师范起了很大作用。”他说：“马阿訇每天旁塔和虎伏滩拜后都诵读《古兰》，他声音高亢吐字清晰、委婉悦耳、发音正确、音调铿锵，将人带入一种神圣的精神状态。我们默默地听着，学着，慢慢地也听到一些精髓。”
周仲仁先生小学五年级进成达师范，不仅他的阿拉伯语就是汉语水平的提高也赖于成师的刘柏石，赵振武等先生的教诲，尤其是松老更是手把手地教。周仲仁先生忆及，1929年11月《月华周刊》创刊，王梦扬先生是首任主编，仲仁先生是主要撰稿人。但几乎每一篇文章都经马阿訇过目，尤其是“《古兰经》要略”、“伊斯兰的认识”几篇。还有一篇以马松亭署名的，在伊斯兰学界影响较大的文章。也是由他起草经马松亭阿訇逐字逐句修改后，在《禹贡》第五卷上发表的。
由于他学习认真，进步很快，中阿文水平不断提高，很多抄写工作老师都指派他干。特别是成达师范组织的二次译经活动，马阿訇都让他执笔。第一次在1929年10月。为了搞好《古兰经》翻译工作，北京成达师范成立《古兰经》译注委员会。据周仲仁先生回忆，当时每次译经都是松老先诵读一节，然后进行讲解，大家再讨论，由他执笔记录。随后再由松老诵读下一节。每次讲解的经文节数不等。结束后，再由周仲仁先生整理，整理定稿的一些章节首先在《月华》、《成师校刊》发表。周仲仁先生曾感慨地说：“有机会聆听松老亲自讲解《古兰经》，分析指导，使我受益匪浅，不断加深对《古兰经》的理解，松老将我引导循入伊玛尼的正道。”成达师范的第二次译经活动，是在学校迁到广西桂林之后。马松亭阿訇为总结前次译经的成果，组织周仲仁、马金鹏等人对以前的译文进行汇总、整理，仍有周仲仁先生执笔。这次还是松老亲自主持。至1944年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古兰经》汉译本文稿整理完毕，由学校上报国民政府教育部审核准备出版。对此马阿訇非常欣慰。他对仲仁先生说：“总算完成了我十多年的心愿。”然而这部凝聚了众人心血和汗水的巨作，竟毁于日寇的轰炸之中。这给松老和众弟子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一九三一年成达师范组织一班同学参加当年的斋月活动，在北平东四清真寺举行斋月演讲。据周仲仁先生回忆演讲前松老曾教导他们，斋月在清真寺演讲是宣教性质的，要完全依据经训为内容、不可掺杂其他学识和理论。对于老师的话，周仲仁牢牢记住。在这次演讲中，他以《<古兰经>要略》和《回教的经济制度》为题，发表演讲，得到听众好评。
一九三二年成达师范一班毕业。学校选派毕业生赴埃及爱尔哈资大学留学。当时，依照仲仁先生的学习成绩及出色表现，做为留学生是有资格的。但他痛失良机，大家都替他惋惜。据他晚年谈及。未去留学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家庭原因、有个人原因及学校原因。松老希望他留在身边工作却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他说：“自己并不后悔，能追随在松老身边是他最大的愿望。”他知道这样学到的知识并不会比出国少。一九三二年送走去埃及留学和去西北办教育的同窗之后，周仲仁先生回到济南老家省亲和完婚。随后返回北平成达师范任教。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北平发生“一二、九学生运动”。这年寒假提早假期延长。周仲仁先生回济南探亲。三六年初，马松亭阿訇送第一批留埃学生回国，经过济南，到周仲仁先生家中，要求他马上随自己回北平。有两件事要他协助办理。一是筹备创建“福德图书馆”，让埃及福德国王赠送的四百余部阿文书籍早日发挥作用。二是这次回国顺便邀请两位埃及教师。他们是赛义德：穆罕默德：达里和穆罕默德：伊卜拉欣：福力腓。因为他们不通汉语，到北平后，需要有人为其翻译。周仲仁先生二话没说便跟着自己的老师返校。可是时间不长，周仲仁先生奉调去南京，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主办的《蒙藏日报》阿文版编辑。暂时离开自己最敬重的老师——马松亭阿訇。
二、同舟共济渡国难
一九三六年九月周仲仁先生奉调去南京，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主编的《蒙藏日报》的阿文译员，离开了北京成达师范，也暂时离开了老师马松亭阿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南京沦陷前夕，随蒙藏委员会撤离南京，迁往四川重庆。一九三八年八月听说成达师范唐柯三校长在武汉筹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便辞掉《蒙藏日报》工作，到武汉投奔唐校长。后随唐柯三先生一同到广西桂林，再次进入战乱中刚从北平迁来的成达师范学校，又回到老师松老身边。
成达师范学校到桂林后，设在桂林西门外清真寺内。改名为桂林成达师范学校。仍以唐柯三先生为校长、马松亭阿訇为代理校长，艾宜斋先生为教务处主任。在松老安排下，周仲仁先生任设备注册组组长，马金鹏先生任教务组组长。
首先是《月华》旬刊和《成达校刊》复刊。马阿訇非常懂得媒体的宣传作用。要想使刚来不久的成师在广大桂林穆斯林中扩大影响，必须把停刊两年的《月华》旬刊重新恢复起来。于是在征得唐校长同意的情况下，与有关人员商议，聘请白寿彝先生任主编，周仲仁先生任编辑兼出版发行工作，也是主要撰稿人。这时主要发表的文章有“在天翻地覆的时代纪念转移乾坤的人”、“忆振武先生”、“回教与大众”等，同时并为复刊的《成师校刊》撰写了“复刊词”。这是《月华》旬刊第二阶段也是它的中兴期。一年后，白先生因有其他事情离去。主编由马金鹏先生接手，持续到1942年底共出版5卷141期。因战乱和经费困难再次停刊。
一九三九年经历跋涉从北平来的成达师范第四班的学生仅剩下金德宝、彭林冥、马永孚、张忠义、贾援和马诚信六人。这年七月四班同学结业，为了扩大影响、提高成达师范声誉，于1939年7月28日在学校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周仲仁先生参与筹备工作，并代表校友赠毕业生中外地图十二部。大会期间，国民政府委员白崇禧、朱家骅致贺电，唐柯三校长致训词。给桂林穆斯林极大鼓舞，也震动了桂林教育界。
在这一年桂林成达师范招收到第一批学生。师范一年级新生招40名，阿文进修班甲组20名、乙组30名，共计90名。学校决定由周仲仁先生负责这次招生工作。松老向周仲仁先生交待：“要照顾桂林，面向湘、鄂、闽、粤；考试要认真，要注意人品和信仰。”当时报考人数很多，也很踊跃。据当时阿专班学生吴一飞先生回忆说：“当年我到桂林报考成师时，因交通不便，晚到了几天，学校不收，松亭阿訇也叫我明年再考。我心里那个急，从河北省跑了几千里，却不能如愿入学，怎么办呢？情急中有人介绍我去找周仲仁老师。我找到周老师，把我的情况如实的告诉了他，他一边递过手帕让我擦汗、一边安慰我不要着急，安排了我的食宿，便去找校长汇报，经过周老师的努力，松亭阿訇同意给我一次补试的机会，并安排周老师亲自负责此事。我顺利的通过补试，有幸成为成师阿文专修班的学生。”通过这段话传达出的信息，使我们看到了松老的认真、宽容，仲仁先生的亲切、热情、尊敬老师，同时也看到当时穆斯林学子的信仰、追求、艰辛及忍耐，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到一九四〇年秋天招收了第七班，一九四一年又招收了第八班，使在校学生达到150多人，成为成达师范发展史的第二次高潮。这段时间仲仁先生除负责招生工作，还继续教授《回民》等课程及《月华》旬刊出版发行工作。并为《月华》撰写了抗战社论“团结起来”、“两巨头会晤”短评“攘外与安内”、“回教与大众”等抨击蒋介石破坏抗战、坚持反共的嘴脸。
马松亭阿訇为增强成师师生们的抗日救亡信心和扩大学生们的知识面，凭着自己的影响和声望，与云集桂林的文化界进步人士联系，并邀请他们来校讲时事，做学术报告和兼课。周仲仁先生也参与了具体的联系事宜。据他生前回忆：来校讲座的有胡愈之，陶行知，千家驹，范长江，金乃华等先生。著名杂文家秦似，小说家王鲁彦、盛成在校兼课，后来他还和他们成了朋友。他还谈到了当时的贫困，王鲁彦贫病交加最后病死在桂林、盛成去了法国以及秦似的杂文有鲁迅先生之风，还谈及老舍先生为抗战回族写剧本《国家至上》和排练，演出的盛况。
成达师范在桂林复课后，为引导学生深入民间，了解穆民疾苦配合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提出的“对回民做一次调查，把各处回民人数调查清楚”的工作。马松亭阿訇利用暑假组织学生分组进行调查。马松亭阿訇还亲自深入下去，宣讲教门。据周仲仁先生回忆：“有一次马阿訇听四班的贾援说有的村庄村民只知自己祖上是回回，其他什么也不知道。马阿訇立即带着我和其他几个学生，到距桂林百里外的小山村潜径村去，宣讲教门，进家劝化，替他们写“都阿”。在那里住了好几天，托靠主，终于使他们回归了主的正道。”周仲仁先生还说：“这样的事马阿訇常做。有时回来累得腰酸背痛，但他对谁都不讲，还要应付学校繁忙的日常工作和各种社会活动。”
通过调查发现附近穆民教门信仰确实很差，便产生了办学，启蒙穆民教育的念头。后经校务会研究决定：本着“提高回民文化、增强民族素质、扩大实习场所、毕业生有所安排”的原则，竭尽全力在桂林附近先后设立5所成达师范附属实验小学。周仲仁先生参加了筹划和人员安排工作。他回忆说：“第一附小设在六塘清真寺，招收1-4年级和幼稚生各一班。第二附小设在苏桥镇清真寺招收1-6年级各一班，二小开学典礼时，陪着马阿訇去参加的。第三附小设在大唐镇清真寺，四班毕业生贾援、马永孚、马诚信到校任教。随后又在潜经村和罗锦清真寺成立第四、五附小。另外，在西门外街也有一所附小，我还在那里兼过课呢。”这时期，周仲仁先生满怀激情投入创办附属实验小学，使穆斯林儿童受到民族、宗教方面的教育和引导。为此，他一生感到自豪。
周仲仁先生生前谈到，在桂林时，另一件值得回忆的事，便是跟随马阿訇翻译《古兰经》。他回忆说：“其实在北平时就组织过译注《古兰经》活动。但后因部分编委会成员留学埃及，阿訇又去送他们，故此停下来。成达师范迁桂林后，在马阿訇倡导下，《古兰经》译注工作第二次提到议事日程，经过三年辛苦努力，终于完成了《古兰经》译本文稿，并得到教育部批准，等候出版，对此马阿訇欣喜万分。然而日寇飞机的大轰炸却将凝聚了成达人数十年心血的译稿毁于一旦。”此事成为中国伊斯兰教史上的一大憾事，也成为周仲仁先生一生难解的心结。
对于“私立”成达师范学校，国民政府教育部早就有看法。尤其对马松亭阿訇参加周恩来召开的“第三方面人士招待会”，与左翼文化人关系密切等左的倾向也很不满。教育部朱家骅就屡次说过：“要不是看在白健生（白崇禧将军）面子上，早就把马松亭给开了”的话。一九四一年五月国民政府乘战时成达师范经济困难申请经费的机会，不但拒绝学校增加教育经费的要求，还以师范学校不能私立为由，强行将成达师范由私立改为国立。并减少伊斯兰教育课程，开放汉族生员，想把成达师范变成普通师范学校，引起成达大部分师生的不满。一九四一年十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下文改制。但暂时保留了唐柯三先生、马松亭阿訇的职务。但不久，教育部派来督学，视察二人以调查为名，煽动部分学生闹风潮。并以反对校方有人贪污为由，驱赶马松亭阿訇、韩宏魁总务主任。事情闹得沸沸扬扬，还有人写稿投到《扫荡报》。为平息此事，周仲仁先生凭自己在学生中的威望劝说大家，并三番五次跑到《扫荡报》找沈九香先生帮忙将稿子撤下来，好歹解决了这次风潮。可是马阿訇的职务还是被解除。接着教育部又以唐柯三先生主持“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工作、长期无法到校为由免去校长职务。马阿訇改任阿文专修班主任，从原住处搬出，住进了“白果经堂”。不久，周仲仁先生也从教务处搬来与马阿訇同住。一为照顾恩师生活，二为就近请教，做好《古兰经》的译注工作。直到晚年仲仁先生还念念不忘“白果经堂”期间的生活。他说：“那是我一生中最愉快，也最有成就感的一段日子。”
桂林成达师范改国立后，人员进行调整。原教务主任谢澄波（松涛）调任校长，周仲仁先生任教务主任马淳夷任训育主任。教育部派来会计（焦）秘书（王）文牍（朱）各一人。班次也进行了调整。阿文专修班迁入桂林中东门外马平头清真寺，马阿訇离开后，由马金鹏先生任阿文专修班主任。
一九四三年马松亭阿訇受聘于重庆市十八梯清真寺任教长离开桂林成达师范学校。到重庆后，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支持下，联合了几位民族大企业家和当地乡老，创办了“重庆回教经学研究班”。一九四四年周仲仁先生也向谢澄波校长口头提出辞职，离开桂林经贵阳去重庆协助松老办“经学研究班”经学班的学员大部分是原成达阿专二班的学生。其中有马阿訇的侄子马国祥，河北籍学员吴一飞等。这些学生从桂林向重庆转移时，周仲仁先生和他们在一起。他晚年回忆说：一路上他精心照料这些孩子，就象当年成达师范从济南向北平迁校时自己的恩师马松亭、法镜轩老人照看自己一样关心照顾，体贴温暖，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吴一飞先生回忆当时情况，时写到：“向重庆转移时，为凑路费每个学生需交八块大洋做路费，家在桂林的同学很快都交上了。我这个远离家乡只身求学的学生，身上一块钱都没有。周老师知道后，立刻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拿出四块大洋递到我手中，另外同班马国祥同学也资助我四元，这才解决了路费。为此，我从内心感谢周仲仁老师。”
“重庆回教经学研究班”坚持成达初创时的宗旨。但因经费困难招聘不到专职教师，周仲仁先生除日常管理外，也兼课。为弥补不足，马阿訇还利用自己在文化界的关系，从伊斯兰教内外聘请很多知名学者、作家兼课。例如郭沫若讲历史，教材就是他新出版的《十批判书》。白寿彝先生讲述工具书使用、马洪道讲土耳其语、穆罕默德：伊敏讲波斯语，谭英、鲁彦秦似讲国文，还有一个新疆阿訇讲圣训。周仲仁先生有幸结识他们、也学到不少知识。
在武汉失守，长沙大火之后，日寇的魔爪又伸向桂林。1944年夏天，日军要发动湘桂大战，准备进攻广西，桂林市发布紧急疏散令，桂林成达先迁往宜山，11月桂林沦陷后，宜山吃紧，学校决定迁往重庆。周仲仁先生受老师之托，以成达原教务处主任身份，承担起收拢学生的工作。经历长途跋涉来到重庆的师生，一个个衣衫褴褛，浑身疥疮，还有很多人得了伤寒，形同乞丐。周仲仁先生不顾疲劳及染病的危险，对学生一一作了安排，让他们住在十八梯清真寺和江北清真寺，一直到学校安置到青木关，重新任命校长。周仲仁先生在没有接到聘书的情况下，才离开他们，继续协助马松亭阿訇办“回教经学研究班”。
一九四五年留学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的沙国珍先生准备在云南元谋县筹建伊斯兰中学，写信给白寿彝先生请其举荐主持教学工作的人。白先生得知仲仁先生和马阿訇在一起，便写信相邀。周先生在征得恩师同意后，即离开重庆去昆明，见到白、沙二人后，随马帮去元谋。
一九四六年秋任期届满的周仲仁先生回到重庆时，马阿訇已先行北上。但他的三个子女（国慈、国靖、国起）还在重庆，他委托周仲仁先生把孩子带到南京，交给常子椿先生。当时返乡的人非常多，车船票很难买，更何况还带着几个孩子呢。对亏马阿訇在国防部的朋友帮助弄到船票，才得平安到达南京，见到常子椿先生，交付老师的重托后，如释重负。转道上海，在马金鹏先生之兄马裕甫的帮助下，乘军用飞机回济。
回到阔别十一年的济南，仅呆了不到两个月，便再次北上去找自己的老师——马松亭阿訇。那时，松老正在东四牌楼清真寺任教长。并在寺内创办“北平伊斯兰经学班”，周仲仁先生的到来恰逢其时，他除协助日常管理外，还担任部分教学课程。同时常子椿先生正在筹组北平回教协会，邀请仲仁先生帮助编辑《北平回教协会会刊》。马松亭阿訇在成达师范出版部的基础上，创办了伊斯兰出版社。准备恢复出版《月华》旬刊，要求周仲仁先生继续负责出版发行工作。据仲仁先生晚年回忆：“复刊时，由于经费困难，到处寻找赞助，最后由大有公司垫款买了十令纸就开始出版了。一年后，《月华》杂志实际变成了季刊，但增加了一份六日刊的报纸，叫《月华周刊》。”他还说：“我到处募集款项，共筹款两千元。其中有光堂老板大有公司经理王先生出资最多。伊斯兰出版社用这些钱买了一台印刷机和一套中文铅字以及部分纸张，这才维持了《月华周刊》的出版。”
一九四八年春节前夕，周仲仁先生在济南回族有识之士马伯声、于若亭、赵明远等人的邀请下，回济南一起筹办济南回教协会，从此离开恩师马松亭阿訇。周仲仁先生从一九二五年进济南成达师范学校预科班开始聆听恩师教诲到一九四七年底（除南京两年外）整整廿年，他的全部青春时代都是跟随松老度过的。可以说是马松亭大阿訇造就了仲仁先生，而仲仁先生是继承马松亭大阿訇伊玛尼造诣、渊博的伊斯兰教学识、崇高的人格魅力积极为教门献身的嫡传弟子。
三、师生情未了
济南解放后，周仲仁先生暂时没有找到工作，迫于家庭生活于一九四九年六月再次去北京投奔恩师。但这时松老已离京他去。无奈找到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的白寿彝、庞士谦先生求助。正巧，旅大市教育局派李曦休同志到北京招聘教师。因李是白先生在西南联大的学生，于是白先生便将周仲仁和彭林冥介绍给李先生，去了旅大市。这次虽未见到恩师，但他却时刻挂念老人家。
到大连后，周先生在旅大师范学校参加就业培训四十天，结业后又到吉林省长春市师范参观学习一段时间。回来后被分配到大连第一初中工作，开始了普通教育的工作。
一九五二年周仲仁先生在东北教育学院进修时，听说马松亭阿訇已经回到北京，受聘任北京西单清真寺教长，并准备参加以贺龙元帅为首的赴朝慰问团对抗美援朝的子弟兵进行慰问，路经沈阳。周仲仁先生盼望见上阔别五年的恩师一面，然而慰问团日程安排很紧张未能晤面，周先生感到非常遗憾。晚年周先生回忆说：“如果那次能见到马阿訇，命运可能将是另一个样子。”从那以后师生两人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仅有偶尔的书信往来。其实松老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学生。他有两次欲调仲仁先生去中国伊协工作。第一次是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中国伊斯兰教第二届委员会时，但周仲仁先生经过沈阳进修及思想改造运动，已经完成了从民族教育的教师到新型教师的转变，工作也比较安定便婉谢了恩师的好意。第二次是在“文革”结束，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恢复工作时，据时任中国伊协办公室主任的林裕森先生说：“全国伊协建立时，拟调周老师到全国伊协工作，后考虑他年事已高、视力不佳才作罢。”
一九五七年马松亭阿訇被打成“右派”，周仲仁先生得到消息后，心急如焚。他因不能像在桂林国立成达学潮那样协助老师共度难关焦急万分。同时他坚定的相信老师是不会反对共产党的。马阿訇从三、四十年代站在中共一方，是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怎么会反党呢？他恨不得马上跑到老师身边安慰他、陪伴着他，但当时的条件是不允许的。直到一九五九年旅大市统战部门组织少数民族参观访问团周仲仁先生有幸参加。在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时到达北京，并隆重地受到国家领导人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的接见，合影留念。参观了北京新建的十大建筑。周仲仁先生抽空去看望在病重中的松老。同他一块去看望老人的还有二位回族访问团成员大连机车厂工会主席金少朋和大连天津街回民饭店经理。由于有外人在，松老仅说了一句：“好歹你没有跟在我身边，不然你也会犯错误，知感主哇！”周仲仁先生心情非常沉重，但也说不出更多的安慰话。师娘沙景贤老人也在一旁暗暗伤心。从那以后至一九七九年师生二人基本中断联系，尤其是“文革”十年中，仲仁先生作为大连四中领导受到“审查”，被红卫兵揪斗、进行肉体摧残、精神迫害，挂大牌子、弯腰低头、住“牛棚”，到锅炉房去烧锅炉，真是苦不堪言，他只是默默地求主恕饶。一九七三年周仲仁先生退休回济南。一九七八年大连沙河口区为周忠仁先生平反。
一九七九年松老在北京也彻底平反，结束了廿二年受迫害的日子。当听说自己心爱的学生周仲仁因在文革中受摧残眼睛视力受损后，他马上托从北京来济南办事的成师校友白俊德先生捎来两盒石斛夜光丸和其他贵重药品。一九八〇年又托到北京参加中国伊斯兰教第四次全国会议的上海伊协主任马文斌先生带来药品和热情的关怀。一九八二年松老听说济南正在筹备成立伊斯兰教协会便托去北京的成师校友丁福才先生给周仲仁捎话，劝他继续为济南的穆斯林服务，积极参加济南伊协的筹备工作。对恩师的关怀周仲仁先生多次表示受之有愧。自己对老师做的太少。一九八七年三月十日中国伊斯兰教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周仲仁先生作为山东省伊斯兰教代表出席会议。会议期间，他终于见到将近二十年没有晤面的恩师马松亭大阿訇，师生二人促膝长谈，一吐多年思念之情。同时周先生向松老汇报了济南伊协四年来的工作情况和创办经学班的情况，并聆听了松老对他的指导意见。在这次会上周仲仁先生被推选为中国伊协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其中流露出松老对他的关爱和挽留他在全国伊协工作的情意。周先生见九十多岁高龄的老师身体还算健康，心中也得到不少安慰。然而使他没有想到的是，这竟是最后一次见面。一九九二年元月十六日传来松老溘然归真的噩耗。周先生悲痛欲绝，因不能亲自去北京为恩师站者那则，他几天不言不语、寝食不安，他在家为恩师恭诵《古兰经》，眼前再次闪现在桂林西外清真寺后院白果经堂跟随老师诵经的画面，那已是五十年前的往事了。他想到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四七年，跟随松老从济南、北平、桂林、重庆辗转跋涉大半个中国，他从恩师身上学《古兰》、学教法、学做人处事、学人品德行。整个前半生追随恩师一起生活、一起工作，把青春献给了伊斯兰教育事业。他不禁潸然泪下，再三求真主提升他老人家在天园的品级。
二〇一二年元月是松老归真二十周年、周仲仁先生也归真六年了，让我们把对他们的追思化作对真主的感念、对主道遵行、对伊斯兰的奉献。
色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