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者 一种精神
马金鹏先生（1913—2001），生前为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教授。是先后求学于国内著名成达师范学校和世界最高伊斯兰学府——爱资哈尔大学的学者。他用一生的对国家的赤诚和对教门的虔诚来横眉冷对各类充满艰辛的人生悲剧和熙熙攘攘的社会闹剧。这位学者的著作，生前仅仅发表一点，却在身后陆续呈现在读者面前。
现在，中国穆斯林几乎人人尽知马金鹏先生的大作《古兰经译注》，皆知这位译过“古兰尼”的大尔林。而我在拜读《信仰与人生——马金鹏归真五周年纪念文集》（香港天马出版社2006年版）（以下简称为论文集）后，心中总免不了一次次感动，有了些用语言难以表达的感觉。
故作此拙文纪念先生归真十周年，更纪念一种当今学界难以寻觅的精神。
生平一腔报国志 抗日宣传为家园
日寇侵华，全国回族同胞和国人一道携起手来，在各个层面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而不断奋斗。据薛文波先生论文集《雪岭重泽》第三卷中的《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日记》第四页载：“回教同胞中有志之士，思欲补救，而破除日本之鬼魅伎俩。故联合全国各回教团体，成立两种组织，一为回教西北宣传团，一为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俾分头工作，藉收宣传之效。”唐柯三先生组织的“甘宁青抗日救国宣传团”1（1在同文中“甘宁青抗日救国宣传团”也写作了“西北抗日宣传团”，两者为同一概念。）就是薛文波先生所指的回教西北宣传团，该团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唤醒国内教胞之职责。
而马先生，就是宣传团的主要成员之一。马先生辗转于陕甘青宁各地，在闻名遐迩的西安大寺（化觉寺）、兰州西关寺、西宁东大寺等清真寺内进行爱国宣传。当时的教胞们都见证了马金鹏先生——一位博学多才、引经据典激发大家爱国热忱的青年人的慷慨激昂。就连马鸿逵也是连连称赞马先生对经典之谙熟，和演讲水平之高。
这次宣传，是回回民族为国家兴亡而做出的卓越贡献之一。马金鹏先生因爱国而参加了宣传团，他凭借自己满怀的报国为家之志、丰富的教门知识、娴熟的演讲技巧和打动听众的真情实感，使得一次次演讲接连获得了成功。最终使得这次宣传达到了理想的目的。藉此为破灭日寇灭亡中国的计划作出了贡献。
从他的奔走中，我们能看出先生的爱国之心，和一位回族穆斯林对祖国和中华民族的独特的情感。
难改教门一生缘 青年老年勤奉献
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古兰经译注》盖为先生晚年竭尽全力之翻译力作。而马金鹏先生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就已经和马松亭、周仲仁等等先贤齐力将《古兰经》译出，只可惜毁于日寇侵的战火中。
先生不仅仅是古兰经翻译家，而且还是古兰经诵读家，他能熟练背诵二十本也就是三分之二的《古兰经》；先生曾在著名的上海福佑路清真寺担任教长，口碑至今仍存于上海回回父老之中；先生退休后奔走于各地穆斯林经学班之间。即使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狂潮中，先生始终坚守拜功。先生当时供职于当时最为“风起云涌”的北京大学，这份坚持，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决心！
据西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主任张志忠先生回忆：在1988年，他在北京期间，他与当时为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阿拉伯语专业硕士研究生的马立武先生一起去拜访了他们心中那位可敬的长者——马金鹏先生。张老师说：“当时我们受到了马老热情的接待，当马老师得知我几天后即将赴国外留学的消息后，显得十分高兴，他表达了对我们的殷切的希望，并对我们进行了难忘的鼓励！”当张志忠先生学成归国来任教之时，马金鹏先生已经归真离去了。本是一次平凡的拜访，可马先生博学谦虚好客的印象深深地留在了张志忠老师的脑海之中。
而据《论文集》载，先生一生接待各地来访的穆民达到千余名之巨。
马金鹏教授在晚年再次执起教鞭，他任教于北京大学回民阿訇暑期培训班，各地阿訇齐集于此聆听代表中国最高水平的阿拉伯语课程和宗教课程。巴基斯坦国际伊斯兰大学博士，西北民族大学副教授潘世昌先生就曾在1993年参加过该培训班，并曾受教于马教授门下。马金鹏教授不顾年老体衰毅然亲自授课，足见其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精心培育桃李树 刚直不阿不事繁
马先生早年曾在成达师范任教，后来执教于北京大学阿拉伯语专业，退休后陆续在各地经学班短期任教。
先生一生淡泊名利，“各种好运都与他无关”。此处我也无意违反先生意愿而用哪位学生的成就来反衬先生的伟大，但是实事求是的说，先生的学生中，成为泰斗、大家、大使、部长、将军、教授者大有人在。诚然，学生们的成功与他们自身因素等有着很大的联系，但是饮水思源，在当今这个尊师重教的时代里我们也是不是应当对先生对教书育人的执着奉献稍稍做些整理和回忆呢？
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其回忆中在描述上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老师们的备课情况时写道：“完全不备课的约占百分之七十，稍稍备课者约占百分之二十，情况不明者占百分之十。”（据《病榻杂忆》新世界出版社第91页）尽管我们无法拿清华大学30年代的情况和北京大学50到70年代的情况相提并论，但是总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
现在仅列举两例原北大学生的回忆录片段。
据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原系主任陈嘉厚教授回忆：“一直自觉坚持认真备课写教案，30多年如一日，从未间断。马老师能长期自觉坚持，月月如此，年年如此，这就非常的不容易了！”（《回忆录》第146页）
先生对教学有极强的责任心，时时处处为了学生的学习着想。据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朱威烈先生回忆“金鹏先生对待教学工作，真正做到了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白天……来上课，傍晚到40斋学生宿舍来回答质疑、辅导。……他极为守时，铃响之前必已守候在教室门口或站立在讲坛前。”
解放前，他还给了一位丢了回家的路费的成达师范的学生盘缠，还给他买了烧饼，尽管当时兵荒马乱；北大的学生们则有在马老师家常常能喝到可口的香茶、还能吃到可口的油香的美好记忆。尽管先生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十分优裕。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中，北京大学“风起云涌”，少数人兴风作浪。据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阿拉伯语专业教授张甲民先生回忆：马先生：“虽然形式上他不得不像所有被拉到台上进行批斗的人一样，面对重压而俯首弓腰，但他一次再次清晰地回答了下面的喝问：‘没有！’不管声浪多高，他始终没有承认过少数人发动的指控。”（《回忆录》第150页）
先生一生译注二十余种，涉及诸多领域。金鹏先生对于自己著作的低调致使这些译注在出版前并不为人所知。在今日学术热的狂潮之中，出书常与声誉、利益等等结成孪生兄弟。绞尽脑汁出书者甚至东拼西凑弄出所谓“作品”者也是比比皆是。然而先生却再三选择了坚守，选择了沉默。吹尽黄沙始是金，随着时光的流逝，先生的这些译注会逐步公诸于世和读者见面的，大家翘首以盼。
先生生于1913年“麟祥门内回回里，杆石桥旁虎池畔”的那片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回回热土——济南西关。先生一生爱国爱教，教书认真，潜心学术，淡泊名利。
（作者系北京大学西亚系硕士研究生）
现在，中国穆斯林几乎人人尽知马金鹏先生的大作《古兰经译注》，皆知这位译过“古兰尼”的大尔林。而我在拜读《信仰与人生——马金鹏归真五周年纪念文集》（香港天马出版社2006年版）（以下简称为论文集）后，心中总免不了一次次感动，有了些用语言难以表达的感觉。
故作此拙文纪念先生归真十周年，更纪念一种当今学界难以寻觅的精神。
生平一腔报国志 抗日宣传为家园
日寇侵华，全国回族同胞和国人一道携起手来，在各个层面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而不断奋斗。据薛文波先生论文集《雪岭重泽》第三卷中的《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日记》第四页载：“回教同胞中有志之士，思欲补救，而破除日本之鬼魅伎俩。故联合全国各回教团体，成立两种组织，一为回教西北宣传团，一为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俾分头工作，藉收宣传之效。”唐柯三先生组织的“甘宁青抗日救国宣传团”1（1在同文中“甘宁青抗日救国宣传团”也写作了“西北抗日宣传团”，两者为同一概念。）就是薛文波先生所指的回教西北宣传团，该团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唤醒国内教胞之职责。
而马先生，就是宣传团的主要成员之一。马先生辗转于陕甘青宁各地，在闻名遐迩的西安大寺（化觉寺）、兰州西关寺、西宁东大寺等清真寺内进行爱国宣传。当时的教胞们都见证了马金鹏先生——一位博学多才、引经据典激发大家爱国热忱的青年人的慷慨激昂。就连马鸿逵也是连连称赞马先生对经典之谙熟，和演讲水平之高。
这次宣传，是回回民族为国家兴亡而做出的卓越贡献之一。马金鹏先生因爱国而参加了宣传团，他凭借自己满怀的报国为家之志、丰富的教门知识、娴熟的演讲技巧和打动听众的真情实感，使得一次次演讲接连获得了成功。最终使得这次宣传达到了理想的目的。藉此为破灭日寇灭亡中国的计划作出了贡献。
从他的奔走中，我们能看出先生的爱国之心，和一位回族穆斯林对祖国和中华民族的独特的情感。
难改教门一生缘 青年老年勤奉献
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古兰经译注》盖为先生晚年竭尽全力之翻译力作。而马金鹏先生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就已经和马松亭、周仲仁等等先贤齐力将《古兰经》译出，只可惜毁于日寇侵的战火中。
先生不仅仅是古兰经翻译家，而且还是古兰经诵读家，他能熟练背诵二十本也就是三分之二的《古兰经》；先生曾在著名的上海福佑路清真寺担任教长，口碑至今仍存于上海回回父老之中；先生退休后奔走于各地穆斯林经学班之间。即使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狂潮中，先生始终坚守拜功。先生当时供职于当时最为“风起云涌”的北京大学，这份坚持，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决心！
据西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主任张志忠先生回忆：在1988年，他在北京期间，他与当时为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阿拉伯语专业硕士研究生的马立武先生一起去拜访了他们心中那位可敬的长者——马金鹏先生。张老师说：“当时我们受到了马老热情的接待，当马老师得知我几天后即将赴国外留学的消息后，显得十分高兴，他表达了对我们的殷切的希望，并对我们进行了难忘的鼓励！”当张志忠先生学成归国来任教之时，马金鹏先生已经归真离去了。本是一次平凡的拜访，可马先生博学谦虚好客的印象深深地留在了张志忠老师的脑海之中。
而据《论文集》载，先生一生接待各地来访的穆民达到千余名之巨。
马金鹏教授在晚年再次执起教鞭，他任教于北京大学回民阿訇暑期培训班，各地阿訇齐集于此聆听代表中国最高水平的阿拉伯语课程和宗教课程。巴基斯坦国际伊斯兰大学博士，西北民族大学副教授潘世昌先生就曾在1993年参加过该培训班，并曾受教于马教授门下。马金鹏教授不顾年老体衰毅然亲自授课，足见其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精心培育桃李树 刚直不阿不事繁
马先生早年曾在成达师范任教，后来执教于北京大学阿拉伯语专业，退休后陆续在各地经学班短期任教。
先生一生淡泊名利，“各种好运都与他无关”。此处我也无意违反先生意愿而用哪位学生的成就来反衬先生的伟大，但是实事求是的说，先生的学生中，成为泰斗、大家、大使、部长、将军、教授者大有人在。诚然，学生们的成功与他们自身因素等有着很大的联系，但是饮水思源，在当今这个尊师重教的时代里我们也是不是应当对先生对教书育人的执着奉献稍稍做些整理和回忆呢？
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其回忆中在描述上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老师们的备课情况时写道：“完全不备课的约占百分之七十，稍稍备课者约占百分之二十，情况不明者占百分之十。”（据《病榻杂忆》新世界出版社第91页）尽管我们无法拿清华大学30年代的情况和北京大学50到70年代的情况相提并论，但是总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
现在仅列举两例原北大学生的回忆录片段。
据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原系主任陈嘉厚教授回忆：“一直自觉坚持认真备课写教案，30多年如一日，从未间断。马老师能长期自觉坚持，月月如此，年年如此，这就非常的不容易了！”（《回忆录》第146页）
先生对教学有极强的责任心，时时处处为了学生的学习着想。据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朱威烈先生回忆“金鹏先生对待教学工作，真正做到了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白天……来上课，傍晚到40斋学生宿舍来回答质疑、辅导。……他极为守时，铃响之前必已守候在教室门口或站立在讲坛前。”
解放前，他还给了一位丢了回家的路费的成达师范的学生盘缠，还给他买了烧饼，尽管当时兵荒马乱；北大的学生们则有在马老师家常常能喝到可口的香茶、还能吃到可口的油香的美好记忆。尽管先生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十分优裕。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中，北京大学“风起云涌”，少数人兴风作浪。据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阿拉伯语专业教授张甲民先生回忆：马先生：“虽然形式上他不得不像所有被拉到台上进行批斗的人一样，面对重压而俯首弓腰，但他一次再次清晰地回答了下面的喝问：‘没有！’不管声浪多高，他始终没有承认过少数人发动的指控。”（《回忆录》第150页）
先生一生译注二十余种，涉及诸多领域。金鹏先生对于自己著作的低调致使这些译注在出版前并不为人所知。在今日学术热的狂潮之中，出书常与声誉、利益等等结成孪生兄弟。绞尽脑汁出书者甚至东拼西凑弄出所谓“作品”者也是比比皆是。然而先生却再三选择了坚守，选择了沉默。吹尽黄沙始是金，随着时光的流逝，先生的这些译注会逐步公诸于世和读者见面的，大家翘首以盼。
先生生于1913年“麟祥门内回回里，杆石桥旁虎池畔”的那片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回回热土——济南西关。先生一生爱国爱教，教书认真，潜心学术，淡泊名利。
（作者系北京大学西亚系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