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分享）穆斯林学者孔德军新作--------译经漫谈
我一直在想，是将那些译经往事永远埋在心底，还是将它说出来，与人分享其中的快乐和辛酸？虽然我的一些朋友和学生已经在个别网站不显眼的论坛披露了其中的点滴，但真正能够体味其中滋味的，恐怕只有我自己。记得2000年，我曾接待了国外的一个学者访问团，大家畅谈中国的伊斯兰学术。当他们得知，中国非阿拉伯语伊斯兰研究者竟然在没有汉语言伊斯兰基本文献的情况下研究伊斯兰和《古兰经》，中国的学术界在研究伊斯兰时，主要采取西方文本或前苏联文本的现状后，代表团成员瞠目结舌，难以置信。我以古兰经注为例，讲到中国目前虽然有马坚先生和王静斋等个别先生的古兰经明文译本，其中也加有个别注释，但目前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经注”时，他们惊讶地问道：“中国历史上真的没有出现过《伊本·凯西尔经注》和《泰伯里经注》吗？”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代表团成员一个个面面相觑，不再言语。事后，萨里赫博士告诉我，这两部经注是研究《古兰经》最根本的资料，也是不可或缺的源点，据他所知，世界上除了中国，所有设伊斯兰研究机构的国家，都拥有这两部典籍的本国语言译本。即便是阿拉伯学者，在研究古兰经时，都没有只依靠明文，而脱离经注的先例。我被先生的话震撼了，想我泱泱大国，几千年文化，对显居世界最重要文本行列的《古兰经》的研究竟然建立在几近空想的基础之上，令人汗颜，尤其令我穆斯林学子无地自容。
长期以来，国人翻译伊斯兰典籍，或依靠国家科研经费，或凭借个人爱好与追求，抑或依靠民间力量，受体制和个别思潮影响，中文译者们在翻译伊斯兰典籍时，所选著作往往不是伊斯兰世界认可的名著，而是东方学者默选的“最佳”文本。据笔者考证，目前中国读者所能见到的大部分阿拉伯文译本，并非伊斯兰学者眼中的佳作，恰恰相反，这些译作往往名列东方学者给伊斯兰世界开出的名家名著表格行列，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我们并不全盘否认东方学者，不能说所有东方学者都是谎言家和居心叵测之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由于文化差异，东方学者研究伊斯兰时，不免受其母族文化影响。这是人类的共性，任何人难以免除。以伊斯兰历史为例，东方学者研究伊斯兰历史时，是按照他们的史观进行分析和评定的。一般来说，鉴于文化传统差异，中国史学研究往往对“客体”过度偏重，而西方学者更注重主观参与与历史客观的结合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念，但他们往往忽视了道德评价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因为历史研究既要主观地从多种角度去考察，又不能淡化原始文献的客观性。[1]中国学者沿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基本上将伊斯兰早期的发展归结为武力扩张 ，而伊斯兰学者则认为，伊斯兰的传播因循了符合人性的天启规律，因循了历史的必然发展规律，伊斯兰教义中所包含的大仁大慈、敬主爱人精神，符合了人类内心世界最为基本的天性。[2]中国学者研究阿拉伯历史的主要参考资料是希提的《阿拉伯通史》，而希提这部著作，最先是写给美国军方的宣传资料，具有较强的宣传性。并且书违其名，从内容上看，这部著作并没有专写阿拉伯，内容涉及信仰伊斯兰教的所有民族，甚至中国穆斯林；从参考资料方面来看，其中多引用诸如《旷世奇珍》 ( العقد الفريد)等带有明显教派攻击的极端派文献，对一些圣门弟子颇有微辞，甚至《一千零一夜》也成了其重要参考文献，而这些所谓的参考文献，属于文学读物，多为感性文字，缺乏理性史实，这在研究历史方面是一大忌讳。而中国读者和研究者出于对该书译者的敬重而缺乏对这本书全面了解。该书在谈到一些重要问题时，往往采用“It is said”(据说)“People say”（人们说）“Hear”（听说）等词句，引起伊斯兰史学者的广泛质疑。[3]除了这些致命弱点之外，该书的另外一个特点是，过分夸大历史人物的阴暗面，譬如，将伊斯兰教法所允许的男子娶女战俘和女奴说成纳妾无数，将阿拉伯人古而有之的诗歌活动，形容成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歌舞升平，作者每见到阿拉伯语“شرب”（饮用）一词时，马上联想到饮酒。[4]关于早期哈里发是否饮酒之事，伊斯兰学者包括大伊玛目艾布·哈尼法都有深刻研究，指出他们饮用的枣汁不违背伊斯兰教法，因为早期伊斯兰反对派在此问题上不休不罢，伊玛目艾布·哈尼法及其学派的学者们一改常规，干脆将此问题放到信仰书中[5]，而没有放到谈论教法的一般饮料篇目，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难怪意大利学者克罗齐提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
* * *
毫不夸张地说，目前中国读者还没有接触到一部真正的汉语伊斯兰历史，现有的历史书，不是搞错了伊斯兰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就是将伊斯兰史和阿拉伯史混为一谈。就目前来看，中文伊斯兰历史书籍中，只有马明良教授的《简明伊斯兰史》是站在比较客观的立场上惴惴不安伊斯兰史的。但总体来看，我们所接触到的其他中文伊斯兰史书基本上存在如下问题：一，史观混乱。二，参考资料不充足，信息来源不对称。三，伊斯兰史与阿拉伯史不加区别，伊斯兰复兴史与阿拉伯帝国兴衰史界限含糊。四，沿用东方学者观点，千篇一律，东抄西凑。五，缺乏对历史事件进行考证，人云亦云现象严重。[6]六，对伊斯兰精神缺乏阐释。
* * *
英国学者培根说“学史使人明志”，中国学者说“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不知道总结历史就无法进步”，而我们中国穆斯林，不但没有完整记录中国伊斯兰史，甚至对清同治时期的历史大悲剧都不甚了解，对世界伊斯兰历史更是缺乏是起码认识，这本身就是悲剧，我们中国穆斯林所见到的“伊斯兰史”，几乎全部是穆圣归真当天就一触即发的勾心斗角、利欲熏心，而对当初第一代穆斯林精英以稳麦大业为重、忧国忧民、爱人如己的远见卓识一无所知。我们中国穆斯林何以明志，何以认识自己的过去和将来？
* * *
前面讲的是历史，每每谈及，笔者总是痛心不已。前年起笔者开始翻译《简明伊斯兰历史百科》，并组织人员翻译印度穆斯林学者Akbar Shah Najeebabadi著英语版“The History of lslam”（伊斯兰通史），但因为没有经费来源而一拖再拖。目前，《简明伊斯兰历史百科》第一卷已经翻译完毕，但开罗大学硕士研究生李兴鹏先生应邀翻译的第二卷，因李先生学业紧张而至今没有下文。
* * *
伊斯兰历史的译介如此令人触目惊心，不堪入目。如言所述，伊斯兰最根本的经典《古兰经》的注释，也在遭受外部长期误读与曲解之后，终于在内部爆发了一片惊雷——李静远的《古兰经译注》出世,出现了一些千古奇闻式的解释，这部解释在国内穆斯林当中引起轩然大波,在民众间引起一片指责与谩骂，但学术界对此采取的态度是避而不谈，不知是出于清高自重，还是出于谨慎小心。但能够确定的一点是，中国的穆斯林学者们目前还没有一部汉语的权威文本与其对峙。所以，大众听到的是“非理性”对“理性”的质问。天堂到底有没有，六大信仰到底对不对，穆圣是不是最后一位先知，穆圣的话（圣训）到底有没有权威性，《布哈里圣训实录》和《穆斯林圣训实录》可靠不可靠[7][8]，穆圣是否真的登霄，后世到底永久不永久……伊斯兰最基本的一些常识变成了网络上、民间刊物上大家相争不下的主题。
* * *
早在2000年，笔者任内蒙包头中寺教长时，曾报名某大学混文凭，当时我的一些文章引起了有位学者的注意，虽然他不是穆斯林，但我们还是就伊斯兰学术进行了广泛交流。从那时起，我一直举意翻译一部古兰经注，一部伊斯兰历史。这个举意一直到2001年我到西安才能落实。2001年初，我在内蒙教友一片挽留声中去了西安，时任包头市伊协会长的王瑞生先生和一些坊民劝我或者留下来，因为我很有“政治前途”，或者轰轰烈烈地离任，不能悄然而去，但我还是选择默默离任。列车驶入爷爷常说的三秦大地，我为这片埋遍穆斯林先辈尸骨的八百里秦川默默流泪。[9]选择西安几乎违背了我所有朋友甚至亲人的意愿，大家说我留着内蒙古的“阿訇爷”不当，去西安吃泡馍。[10]西安是祖国西北的大门，当时那里有108所大学和学院，穆斯林学者很多，据笔者2006年粗略统计，仅穆斯林大学生有一万人左右。笔者左借右凑，终于在小学习东巷购置一处约40平米小房，开始了艰苦的译经之旅。我那时想，我这一生也许译不成此经，但我可以向安拉证明：我在做这件事情，我要坚定不移地做下去。西安的夏天温度往往高达40多度，我那潮湿而阴暗的小屋正是避暑胜地，穿着西安穆斯林的传统棉布衣衫，汗流浃背地翻译着。西安的冬天却出乎我的意料，虽然温度比我家乡青海热多了，但我屋里没有取暖设施，只能披着厚厚的被子日夜翻译，快30岁的我第一次感觉到腰痛难忍，于是，放弃了舒适柔软的电脑椅，选坐一只小矮凳，这样，就可以直起腰杆子搞翻译了。我这样闭门造车一年有余，后来去一所古兰经背诵学校任教，除了免费三餐，每月还可以得到300元人民币工资，这样，一则解决了生存问题，二则可以利用那里免费的电源和电暖气。只是那间译经小屋只有十几平米，夜夜都有一批朋友来和房东聊天，我则练就了一副百言不闻的好本领，大家只顾聊天，我一心翻译，累了困了时，倒头就睡，大家都说，我的头放到枕头的同时，就会进入梦乡，令他们羡慕不已。后来一个朋友来协助我的翻译，由于天气寒冷，我们晚上干脆就住在那间小屋，我睡床，他打地铺。每天早晨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匆匆忙忙抬起打地铺用的毯子往二楼礼拜屋跑，因为那是礼拜毯子，一则怕影响大家礼拜，二则担心受到主人斥责。白天，我们选择一段时间去锻炼，在学校旁边的练功房里打沙袋或跳绳，有时也去环城公园跑步，由于不适应室外耀眼的光线而眼睛疼痛，我常常用布条蒙着眼睛漫跑，这几乎成了那里的一道风景线，许多人向我打招呼，让我小心。那几年我的作息时间是：夜里睡两个小时，午休40分钟。吃饭走路全部快速进行。我总在想：我在与时间赛跑。2003年我受聘去营里清真寺任教长，我的翻译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我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办公室，虽然那间小木屋缺乏封闭，蚊虫肆扰，但我可以在夜深人静时安静地翻译经注，不受外界干扰。我办公室墙壁上贴着每月每周每天的翻译校对计划，随时提示访客不要干扰。只是我虽未老，电脑老了。每天早晨我去寺里前，必首先手机短信通知助手提前打开电脑，等我到了寺里，洗完小净，电脑也就启动了。我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在营里清真寺，作为教长，我最主要的工作是翻译经注，然后是大学生伊斯兰常识培训，我当时埋在心里口号是：“让营里清真寺成为西安108所大学学院的伊斯兰文化系。”每周六周日聘请西安外国语大学教师和当地留学回来的老师任教，免费教授阿拉伯语和伊斯兰常识。还不时请国内一些知名学者作演讲，前后持续四年有余。2005年的一个夏日，我召集程连飞、施永强、白长青等一批教授和博士在营里清真寺简陋的满拉教室举行了《古兰经注》校对会，会议决定请不同专业的人员对经注进行全面校对，请伊斯拉菲勒、哈毕布等六位哈菲兹校对所有引用的古兰经文及其章节号，请杨恩成、马逵英、张云湘等汉语言专家检查文字表达，请马会云、赵玉龙等阿语专业人士参照原文校对译文，请马立元、施永强等英语专业人士以及请伊斯拉菲勒等维语专家通过经注英译本和维译文校对中译本，并且，恳请校对人员在校对时以自己的专业角度，对一些专业问题进行专业表达，譬如，将一般翻译成“变相”[11]的“ مسخ”一词修订为“变种”，从天文学、医学、数学等专业学科，对经注中涉及的相关表达作了规范性调整。自2005年起，至2010年5月，陕西、北京、上海、广州、河北、河南、甘肃、青海、内蒙古、云南、南京等地约300多人参与了译文校对，译者从中广泛征集各方意见建议。此外，美国、英语、澳大利亚、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基斯坦、印度等国的约50余位专家对译文进行了审读，提出了宝贵意见，沙特古兰经专业学者给予经注翻译较高评价，沙特阿拉伯宗教部部长萨力赫·阿力谢赫阁下对此尤为关注，为译者撰写了寄语。[12]马逵英先生几乎是抱病完成全经注通校的，其中许多时间他在医院里，情况紧急时，内蒙古张欣宇老师打印文稿后直接送到马老师病榻前，马老师也是无怨无悔，默默耕耘，奋斗多年。至今，译者都未曾与其谋面。孔祥录教授也退休在家，身体不适，但终究从头到尾，帮助译者校对全文，并多次鼓励译者再接再厉，不要放弃。程连飞教授已至耄耋之年，是为本经注付出最多的学者之一，他用小纸条形式，向译者提出的意见多达4000多条，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真诚的待人方式，不仅从经注翻译上帮助了译者，使译者终生受益，而且，其高尚的处世风格，至今深深教育和影响着译者。程教授学识渊博，教门虔诚，汉语言与英语功底雄厚，在校对经注之前，他曾大量阅读英语和汉语古兰经资料，拥有丰富的古兰经知识储备，他曾与古兰经翻译家仝道章先生交好，并为其翻译提出过许多宝贵意见，被仝先生欣然接纳。并且，他自己也曾举意从英语翻译一部古兰经，后因给译者校对经注而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全心全意成全译者。祈求安拉回赐他和他的家人！在程先生校对经注的那近五个年头里，无论寒冬酷暑，还是雪雨交加，每每白发苍苍的程教授将文稿从几公里之外的安康路乘公交车送到回坊清真寺，译者都会接受一次心灵的洗涤。程先生还从生活上不断照顾我，他知道我不接受施舍，经常有意地从我这里购买我以前的一些译作，以此方式帮助我。杨恩成教授是我国汉语言权威专家，当时正辅导几位博士生。我通过一位教授得知他是回族后，贸然打电话给他，没想到杨教授非常谦逊，没有一点架子。和程教授一样，他得到我的意图后，毫不犹豫地答应帮忙校对文稿，当译者提出送稿件给他时，他说：“小孔，你具体位置在哪里，我现在就过来，你不要来了，我对回坊很熟悉。这是真主给我的机会，我自己过来。这对我很有意义。”此后的日子里，杨教授不但修改稿件，而且为译者分析语法现象和语言表达，并且他自己动手电脑打字，为一些注释作了疏。几经点拨，为我解开了困扰多年的一些语言难题，使我的文字表述能力从此上了一个新台阶，看到了新方向。他的学生马晓风博士对我开玩笑说，杨教授对你这个编外博士生的课程比对我们的课程更加重视。当代著名阿拉伯语权威法温·阿卜杜拉赫米博士[13]原籍印度，精通六国语言，堪称当代阿拉伯语言泰斗，受沙特教育部和国王办事处邀请，在沙特任教，近二十年来，沙拉阿拉伯许多大学的阿拉伯语言教材几乎是由他一人编写的，由于其文章大部以阿拉伯语字母“法温”开头，故以“法温教授”著称。中国留学麦地那大学的学生对他的名字不陌生。2006年起，法温教授组织了一批中外学者，对我的译文进行了多次校对，并从理解、表达、信仰和教法等方面对译者水平进行测定，给予译者许多帮助，添补了译文中多处不足之处。至今回想当年的译经之举，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不敢想象，我竟然作了那么伟大而艰巨的选择，若非后来安拉一系列的安排，让我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遇到特定的那一批人，以我个人当初那点水平和经验，我真的没有能耐完成这部伟大经注的翻译。
* * *
译经难，校对更难，出版则难上加难。记得我在西安的那段时间，我走在街巷里，不时有老人追问我：“阿訇，你的经注到底哪时可能看到？”我只能笑而回答：“快了。”想我从28岁开始，苦心孤诣，默默翻译，至今已近不惑之年。此中，从未因为寺务繁忙，家庭琐碎，孩子上学或囊中羞涩而停止过我这毕生的追求。经注的出版，我比任何人还要着急。2007年，我曾去义乌意图寻找合作对象，由对方出经费，我拿出译文，我们共同促成此事，祈求安拉回赐。然而义乌的朋友们生意并不理想，我去之前不久，他们已经花费了大量钱财赞助一些地方建寺，加之对我的译作也不甚了解，并且不时有阿訇去那里化钱粮，收乜提，一些人甚至认为我也是那个“不劳而获”集团的高级成员，害得我不再提及此事，飞速逃离。虽然当时王克录、马国庆等兄弟资助五千人民币出书，但毕竟杯水车薪，不解决问题。可笑的是，此事后来经一位在那里当翻译的西安籍有文化的先生大加渲染，说得有声有色，说我在义乌骗钱几十万元，回西安后和坊上一些人分享，并从中演绎出许多“美丽动听感人肺腑”的故事来，幸好克录先生和许多青海甘肃籍生意人知我那次义乌之行的全过程，否则我跳进大海也洗不清。我与那位先生无怨无仇，不知他用意何在？安拉至知。安拉的襄助往往从人们预料不到的地方到来。2008年的斋月，我和一位朋友在兰州的一条小巷子里走着，一位老哈志见我之后问：“你怎么没有来我家？哪时来拿东西啊？”我和朋友面面相觑，不知对方所言何意。当天晚上，我们去他家里开斋，原来他已经和儿子们商量好，打算资助我出版经注，他们一下子解决了几乎一半经费，令我又惊又喜，回来整夜整夜、整月整月赞美安拉。后来西宁的刘哈志也解决了一些经费，这样，一半经费就有了，我的腰杆子一下子立了起来，正式和人民出版社和商务书局联系出书事宜，后经马明良先生介绍，由吴云贵先生写出版评语，选择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当时的人民社也同意出版，但他们发给我的合同上却写着东方出版社，原来他们是一个出版社，两个牌子，这样一部伟大的经注，我不愿在东方出版，虽然东方也是国家级著名学术出版社。
* * *
一入鸿门深似海，此后的几年里，这部经注接受国家不同部门的严格审查，一拖再拖，一直到了2010年。此间，当我走在路上，从远处见到那些曾经资助过我的教胞后，尽量躲避着，因为没有打过出版交道的人，很难想象出版一部经注如此之难！
* * *
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专业的中阿文排版机构，所以这部经注的排版仍由我们自己去做。2006年开始排版时，美国的indesign多语言专业排版软件中东版在中国还没有上市，后经一位“骨灰级”电脑高手一个多月的日夜操劳，终于从以色列网站上下补丁，自己做好了这个软件。因为古兰经注的特殊性，我们还从也门、沙特阿拉伯等国引进古兰经专用字体和专用符号。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排版需要，我们的排版人员还自己创造了一种字体，置于经注之中，非常优美。用排版人员小孟的话来说，这部经注的排版，能让几个大男人活活累死，晕死。由于出版检查越来越严，排版要求不断更新，出版希望渺茫，后来排版的文件名居然被他起成“希望版”“梦幻版”“奇迹版”，此中辛苦，非一般人所能感受。回想起我曾经在一家宗教学校任教时，有次他去打饭，厨师嫌他“白吃”，从他手中夺下饭碗后狠狠摔在地上，他的眼泪夺眶而出，但此后他还是忍受屈辱和白眼，坚持为我义务打字、排版、查询资料，使我黯然落泪。后期排版人员则在大病中坚持排版，一段时间腿部肿得就像馒头，路都走不动，而我，却“比黄世仁的师傅还狠毒无情” 地不断催促。此间一切工作全部无偿服务，此情此义，我一生何以报答？
* * *
我在等待着经注出版的同时，并没有放弃校对工作。然而，社会压力越来越大，2009年底，兰州张国军先生从我那里购买1000本《不要忧伤》，兰州马维林先生和新认识的河南刘伟先生各赞助我一部分学费，金银海同学借给我15000人民币生活费，使得我有机会去巴基斯坦攻读博士，一则长长见识，二则逃避压力。
* * *
整整十年过去了，经注的出版似乎有了希望，而我，回过头来看周围的世界，一切是那样的陌生，我变得愚笨而迟钝，对人对物，缺乏一种“与时俱进”的应变。三十几万元的外债没有偿还，还替一位至今百催不还的朋友从另一朋处借钱，害得我后来卖房还债，生病住院，心痛不已。我曾经拼命帮助过一位朋友，如今他已经跻身房地产企业家行列，我曾多次向他打电话希望资助一位阿訇的译作，最终资助区区几千元人民币，而他对另一富得流油的清真寺和幼儿园的资助几乎高达上百万人民币；我那曾经让我初获酬劳的译作《不要忧伤》，盗窃全国都是，我聊以为生的稿酬生涯就此断送。网络上，甚至有人在谩骂：“翻译伊斯兰书籍，就应该不图名不图利，你们这帮人翻译人家作品，还要索取报酬，真是没有教门！”甚至有人杜撰故事，青天白日之下，直接宣扬赤裸裸的谎言。他们甚至在我和我的同事们合译的《通往麦加之路》封面上PS一句阿拉伯文的“此书只赠不卖”的字样，试图以此毁我名节。真主啊！你作证吧！真主啊！我确信后世的还报。
* * *
回想那些译经的日子，那无数个日日夜夜，我曾无数次将双手伸进铺好的被窝里，暖暖的，多想爬进去睡一会儿啊，但又激励自己：“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就得吃尽人间苦头，用别人不用的功，承受别人不能承受之重。”我曾经想用“苦”来形容那些译经岁月，但又觉得不妥。所以，我想，纵观人的一生，那些日子应该是吉庆的，美好的。其中的痛苦，是值得的，有价值，有意义的。我也一直告诫自己：我译此经，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要让我的无知和愚蠢，罪过和邪恶影响了这部伟大经注。
* * *
尾声摆在中国穆斯林有识之士面前的道路非常明确，伊斯兰宣传需要清真寺的阿訇，需要大学里的老师，需要社会不同领域的穆斯林甚至非穆斯林，伊斯兰的宣传需要无数个义务宣传者，应该走向这个社会的一切领域，应该宣传到农村城市，机关单位，大中小学，工厂监狱……[14]中国的穆斯林更应该注意，伊斯兰宣传需要一批真正热爱伊斯兰的人，宗教和文化宣传者应该占据重要地位。须知，当我们少得可怜的宣传者正苦口婆心地向一些非穆斯林甚至认识不清的穆斯林宣传伊斯兰时，媒体上，报纸上，书籍中，反面宣传伊斯兰的文章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铺天盖地地层层压来——伊斯兰恐怖分子，穆斯林好斗分子，穆斯林人体炸弹……这些令人反感的词汇正回荡在我们的耳际。从整体上改变或者恢复穆斯林形象，除了每个穆斯林重塑自身形象，还得从文化层面宣传，利用一切媒体宣传做起，向广大非穆斯林正面宣传伊斯兰。中国的穆斯林媒体，应该树立一些好的舆论导向，不要成为伊斯兰的敌人攻击伊斯兰学者的基地。某些大学或研究所里的穆斯林专家教授，虽然承受着全中国穆斯林的热切希望，但是，毕竟，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在走过去体制内老一辈研究者的路子，并没有承担起穆斯林学者应该承担的责任，或者他们根本就没有承担的能力和魄力。所以，这么多年过了，他们在研究方向或著作领域，都不见什么起色。中国的文化市场上，真正的伊斯兰书籍还是屈指可数，比起佛教和基督教，更是少得可怜。中国的穆斯林企业家，在花费你们辛勤的劳动所得时，更应该考虑一下，我们的钱财最应该花费的地方是什么，因为安拉曾说：“关于恩典，你们一定会受到审问！”[15]而不是随便请几十个阿訇大吃一顿，或者在一些几乎没人礼拜的清真寺里大搞建筑。中国一些地方的清真古寺不是历经千年仍然富丽堂皇却沦为旅游胜地吗？我们不能不考虑一下：自上个世纪以来，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了在穆斯林的心脏建立一个国家，为了在世间彻底丑化伊斯兰世界，办报纸，出刊物，印书籍，培养科学家，而今，他们梦想成真，掌握着世界上几乎所有有影响的媒体和学府，中国前几年还敢于说真话的一些学者，也受他们的利欲诱惑，投入他们的怀抱，加入他们的阵营。以2008年底犹太复国主义对加沙阿拉伯人大屠杀为例：当时以色列封闭了一切新闻通道，在世界各地属于自己的媒体或受它控制的媒体中大量宣传以色列屠杀者的无辜和巴勒斯坦被杀者的残忍，最终，就连一贯支持被侵略者阿拉伯人的中国人民，也和以色列站到了一起，网络上，甚至报纸上，对阿拉伯人一片喊打，对以色列屠夫却一片叫好！甚至对伊斯兰教指责不断。[16]中国人要了解伊斯兰，就得从根本上做起，首先要正面翻译并正式出版可靠的古兰经注和圣训集，如《伊本·凯西尔经注》《泰伯里经注》《古兰的绿荫下》《理解古兰》[7]等，还应该投入一定人力财力，翻译几部正确的伊斯兰历史，如前面提到的《伊斯兰教通史》《史与末》[18]等。应该制定一个宣传计划，在近几年内翻译或编译出伊斯兰最基本的一些文献，帮助研究者搞研究，帮助国人了解伊斯兰教。一些有能力的企业，应该拿出一定经费，设立专项奖金或译介经费，以招标形式，鼓励民间或体制内的学者们，朝着一个可以抵达的方向发展！而不是把大量金钱花费到不断重复的物质建设中，而最终事倍功半，误己误人。
* * *
仅以经文献给我那渐行渐远的青春岁月。
--------------------------------------------------------------------------------
[1]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
[2]伊斯兰之光网站：http://bbs.noorislam.org/viewthread.php?tid=55810&extra=page%3D6
[3] 见《学者们提醒注意的一些著作》(كتب حذر منها العلماء)。麦希忽勒·哈桑，1995年版，欧索米书局，阿文版 。
[4] 同上。
[5] 见艾布·哈尼法著《大学》，الفقه الأكبر。[6] 毛杜迪著《简明伊斯兰复兴史》，高原杂志2008年。
[7] 见李敬远《古兰经译注》，香港世界华人出版公司。
[8] 这两部圣训收集了真确圣训中最具权威性的圣训，许多圣训虽然也是正确的，但因为这两部圣部收录条件苛刻而未加收录。伊斯兰逊尼派者一一致认识，否认这两部圣训的人,触犯了叛教之罪。见《先知圣训研究》，开罗大学出版社。阿文版。
[9] 清同治期间，约300万穆斯林平民在此遭受统治者集体屠杀，造成人类史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之一，但遗憾的是，这段历史缺乏全面记载。
[10] 西安时有这样情况发生，海万尼过尔麦里请阿訇时，借阿訇讲瓦尔兹之机，个别海万尼将大碗夹于两腿之间，悄悄掰馍。等阿訇讲完时，海万尼的泡馍早就做好了，正在“埋头苦干”，阿訇才开始掰馍。这与内蒙古尊敬阿訇的风气大不相同，这或许是一种文化差异吧，西安的穆斯林还是很尊重阿訇的。
[11] 指人变猴子或猪。
[12]参与校对的人员众多，其中有些是译者的学者，他们的名字已经记忆不清，祈求安拉回赐他们。主要校对人员有：西安交通大学白长青、张红燕、李双燕、刘琳四位博士，马应海、王刚、谢静三位硕士，西工大杨博、施永强二位博士，任博、马斌锐、马栋梁三位硕士，西北大学敏敬博士、丁维福硕士，中山大学马强博士，上海医科大学马立元博士，北京大学马秀梅博士，甘肃广河阿语学校校长马明、甘肃临夏阿语学校赵玉龙校长，西安丁旭先生、萧希洵老师，陕师大杨恩成教授，兰州马志杰教授、张芸湘教授、张德老师，内蒙古马逵英老师，西安程连飞教授，青海民大孔祥录教授等。其中，程连飞、孔祥录、马逵英三位老学者，通校译文数次，贡献最大，令译者终身难忘。
[13] د.ف.عبد الرحيم
[14] 见毛杜迪著《伊斯兰的基本》，民间刊印。
[15] 《古兰经》102：8
[16] 见马晓霖，《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年第2期文章《六十年来我国媒体关于中东问题的报道》。
[17] تفسري الطبري；فى ظلال القرآن；تفهيم القرآن
[18] البداية والنهاية
长期以来，国人翻译伊斯兰典籍，或依靠国家科研经费，或凭借个人爱好与追求，抑或依靠民间力量，受体制和个别思潮影响，中文译者们在翻译伊斯兰典籍时，所选著作往往不是伊斯兰世界认可的名著，而是东方学者默选的“最佳”文本。据笔者考证，目前中国读者所能见到的大部分阿拉伯文译本，并非伊斯兰学者眼中的佳作，恰恰相反，这些译作往往名列东方学者给伊斯兰世界开出的名家名著表格行列，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我们并不全盘否认东方学者，不能说所有东方学者都是谎言家和居心叵测之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由于文化差异，东方学者研究伊斯兰时，不免受其母族文化影响。这是人类的共性，任何人难以免除。以伊斯兰历史为例，东方学者研究伊斯兰历史时，是按照他们的史观进行分析和评定的。一般来说，鉴于文化传统差异，中国史学研究往往对“客体”过度偏重，而西方学者更注重主观参与与历史客观的结合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念，但他们往往忽视了道德评价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因为历史研究既要主观地从多种角度去考察，又不能淡化原始文献的客观性。[1]中国学者沿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基本上将伊斯兰早期的发展归结为武力扩张 ，而伊斯兰学者则认为，伊斯兰的传播因循了符合人性的天启规律，因循了历史的必然发展规律，伊斯兰教义中所包含的大仁大慈、敬主爱人精神，符合了人类内心世界最为基本的天性。[2]中国学者研究阿拉伯历史的主要参考资料是希提的《阿拉伯通史》，而希提这部著作，最先是写给美国军方的宣传资料，具有较强的宣传性。并且书违其名，从内容上看，这部著作并没有专写阿拉伯，内容涉及信仰伊斯兰教的所有民族，甚至中国穆斯林；从参考资料方面来看，其中多引用诸如《旷世奇珍》 ( العقد الفريد)等带有明显教派攻击的极端派文献，对一些圣门弟子颇有微辞，甚至《一千零一夜》也成了其重要参考文献，而这些所谓的参考文献，属于文学读物，多为感性文字，缺乏理性史实，这在研究历史方面是一大忌讳。而中国读者和研究者出于对该书译者的敬重而缺乏对这本书全面了解。该书在谈到一些重要问题时，往往采用“It is said”(据说)“People say”（人们说）“Hear”（听说）等词句，引起伊斯兰史学者的广泛质疑。[3]除了这些致命弱点之外，该书的另外一个特点是，过分夸大历史人物的阴暗面，譬如，将伊斯兰教法所允许的男子娶女战俘和女奴说成纳妾无数，将阿拉伯人古而有之的诗歌活动，形容成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歌舞升平，作者每见到阿拉伯语“شرب”（饮用）一词时，马上联想到饮酒。[4]关于早期哈里发是否饮酒之事，伊斯兰学者包括大伊玛目艾布·哈尼法都有深刻研究，指出他们饮用的枣汁不违背伊斯兰教法，因为早期伊斯兰反对派在此问题上不休不罢，伊玛目艾布·哈尼法及其学派的学者们一改常规，干脆将此问题放到信仰书中[5]，而没有放到谈论教法的一般饮料篇目，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难怪意大利学者克罗齐提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
* * *
毫不夸张地说，目前中国读者还没有接触到一部真正的汉语伊斯兰历史，现有的历史书，不是搞错了伊斯兰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就是将伊斯兰史和阿拉伯史混为一谈。就目前来看，中文伊斯兰历史书籍中，只有马明良教授的《简明伊斯兰史》是站在比较客观的立场上惴惴不安伊斯兰史的。但总体来看，我们所接触到的其他中文伊斯兰史书基本上存在如下问题：一，史观混乱。二，参考资料不充足，信息来源不对称。三，伊斯兰史与阿拉伯史不加区别，伊斯兰复兴史与阿拉伯帝国兴衰史界限含糊。四，沿用东方学者观点，千篇一律，东抄西凑。五，缺乏对历史事件进行考证，人云亦云现象严重。[6]六，对伊斯兰精神缺乏阐释。
* * *
英国学者培根说“学史使人明志”，中国学者说“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不知道总结历史就无法进步”，而我们中国穆斯林，不但没有完整记录中国伊斯兰史，甚至对清同治时期的历史大悲剧都不甚了解，对世界伊斯兰历史更是缺乏是起码认识，这本身就是悲剧，我们中国穆斯林所见到的“伊斯兰史”，几乎全部是穆圣归真当天就一触即发的勾心斗角、利欲熏心，而对当初第一代穆斯林精英以稳麦大业为重、忧国忧民、爱人如己的远见卓识一无所知。我们中国穆斯林何以明志，何以认识自己的过去和将来？
* * *
前面讲的是历史，每每谈及，笔者总是痛心不已。前年起笔者开始翻译《简明伊斯兰历史百科》，并组织人员翻译印度穆斯林学者Akbar Shah Najeebabadi著英语版“The History of lslam”（伊斯兰通史），但因为没有经费来源而一拖再拖。目前，《简明伊斯兰历史百科》第一卷已经翻译完毕，但开罗大学硕士研究生李兴鹏先生应邀翻译的第二卷，因李先生学业紧张而至今没有下文。
* * *
伊斯兰历史的译介如此令人触目惊心，不堪入目。如言所述，伊斯兰最根本的经典《古兰经》的注释，也在遭受外部长期误读与曲解之后，终于在内部爆发了一片惊雷——李静远的《古兰经译注》出世,出现了一些千古奇闻式的解释，这部解释在国内穆斯林当中引起轩然大波,在民众间引起一片指责与谩骂，但学术界对此采取的态度是避而不谈，不知是出于清高自重，还是出于谨慎小心。但能够确定的一点是，中国的穆斯林学者们目前还没有一部汉语的权威文本与其对峙。所以，大众听到的是“非理性”对“理性”的质问。天堂到底有没有，六大信仰到底对不对，穆圣是不是最后一位先知，穆圣的话（圣训）到底有没有权威性，《布哈里圣训实录》和《穆斯林圣训实录》可靠不可靠[7][8]，穆圣是否真的登霄，后世到底永久不永久……伊斯兰最基本的一些常识变成了网络上、民间刊物上大家相争不下的主题。
* * *
早在2000年，笔者任内蒙包头中寺教长时，曾报名某大学混文凭，当时我的一些文章引起了有位学者的注意，虽然他不是穆斯林，但我们还是就伊斯兰学术进行了广泛交流。从那时起，我一直举意翻译一部古兰经注，一部伊斯兰历史。这个举意一直到2001年我到西安才能落实。2001年初，我在内蒙教友一片挽留声中去了西安，时任包头市伊协会长的王瑞生先生和一些坊民劝我或者留下来，因为我很有“政治前途”，或者轰轰烈烈地离任，不能悄然而去，但我还是选择默默离任。列车驶入爷爷常说的三秦大地，我为这片埋遍穆斯林先辈尸骨的八百里秦川默默流泪。[9]选择西安几乎违背了我所有朋友甚至亲人的意愿，大家说我留着内蒙古的“阿訇爷”不当，去西安吃泡馍。[10]西安是祖国西北的大门，当时那里有108所大学和学院，穆斯林学者很多，据笔者2006年粗略统计，仅穆斯林大学生有一万人左右。笔者左借右凑，终于在小学习东巷购置一处约40平米小房，开始了艰苦的译经之旅。我那时想，我这一生也许译不成此经，但我可以向安拉证明：我在做这件事情，我要坚定不移地做下去。西安的夏天温度往往高达40多度，我那潮湿而阴暗的小屋正是避暑胜地，穿着西安穆斯林的传统棉布衣衫，汗流浃背地翻译着。西安的冬天却出乎我的意料，虽然温度比我家乡青海热多了，但我屋里没有取暖设施，只能披着厚厚的被子日夜翻译，快30岁的我第一次感觉到腰痛难忍，于是，放弃了舒适柔软的电脑椅，选坐一只小矮凳，这样，就可以直起腰杆子搞翻译了。我这样闭门造车一年有余，后来去一所古兰经背诵学校任教，除了免费三餐，每月还可以得到300元人民币工资，这样，一则解决了生存问题，二则可以利用那里免费的电源和电暖气。只是那间译经小屋只有十几平米，夜夜都有一批朋友来和房东聊天，我则练就了一副百言不闻的好本领，大家只顾聊天，我一心翻译，累了困了时，倒头就睡，大家都说，我的头放到枕头的同时，就会进入梦乡，令他们羡慕不已。后来一个朋友来协助我的翻译，由于天气寒冷，我们晚上干脆就住在那间小屋，我睡床，他打地铺。每天早晨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匆匆忙忙抬起打地铺用的毯子往二楼礼拜屋跑，因为那是礼拜毯子，一则怕影响大家礼拜，二则担心受到主人斥责。白天，我们选择一段时间去锻炼，在学校旁边的练功房里打沙袋或跳绳，有时也去环城公园跑步，由于不适应室外耀眼的光线而眼睛疼痛，我常常用布条蒙着眼睛漫跑，这几乎成了那里的一道风景线，许多人向我打招呼，让我小心。那几年我的作息时间是：夜里睡两个小时，午休40分钟。吃饭走路全部快速进行。我总在想：我在与时间赛跑。2003年我受聘去营里清真寺任教长，我的翻译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我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办公室，虽然那间小木屋缺乏封闭，蚊虫肆扰，但我可以在夜深人静时安静地翻译经注，不受外界干扰。我办公室墙壁上贴着每月每周每天的翻译校对计划，随时提示访客不要干扰。只是我虽未老，电脑老了。每天早晨我去寺里前，必首先手机短信通知助手提前打开电脑，等我到了寺里，洗完小净，电脑也就启动了。我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在营里清真寺，作为教长，我最主要的工作是翻译经注，然后是大学生伊斯兰常识培训，我当时埋在心里口号是：“让营里清真寺成为西安108所大学学院的伊斯兰文化系。”每周六周日聘请西安外国语大学教师和当地留学回来的老师任教，免费教授阿拉伯语和伊斯兰常识。还不时请国内一些知名学者作演讲，前后持续四年有余。2005年的一个夏日，我召集程连飞、施永强、白长青等一批教授和博士在营里清真寺简陋的满拉教室举行了《古兰经注》校对会，会议决定请不同专业的人员对经注进行全面校对，请伊斯拉菲勒、哈毕布等六位哈菲兹校对所有引用的古兰经文及其章节号，请杨恩成、马逵英、张云湘等汉语言专家检查文字表达，请马会云、赵玉龙等阿语专业人士参照原文校对译文，请马立元、施永强等英语专业人士以及请伊斯拉菲勒等维语专家通过经注英译本和维译文校对中译本，并且，恳请校对人员在校对时以自己的专业角度，对一些专业问题进行专业表达，譬如，将一般翻译成“变相”[11]的“ مسخ”一词修订为“变种”，从天文学、医学、数学等专业学科，对经注中涉及的相关表达作了规范性调整。自2005年起，至2010年5月，陕西、北京、上海、广州、河北、河南、甘肃、青海、内蒙古、云南、南京等地约300多人参与了译文校对，译者从中广泛征集各方意见建议。此外，美国、英语、澳大利亚、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基斯坦、印度等国的约50余位专家对译文进行了审读，提出了宝贵意见，沙特古兰经专业学者给予经注翻译较高评价，沙特阿拉伯宗教部部长萨力赫·阿力谢赫阁下对此尤为关注，为译者撰写了寄语。[12]马逵英先生几乎是抱病完成全经注通校的，其中许多时间他在医院里，情况紧急时，内蒙古张欣宇老师打印文稿后直接送到马老师病榻前，马老师也是无怨无悔，默默耕耘，奋斗多年。至今，译者都未曾与其谋面。孔祥录教授也退休在家，身体不适，但终究从头到尾，帮助译者校对全文，并多次鼓励译者再接再厉，不要放弃。程连飞教授已至耄耋之年，是为本经注付出最多的学者之一，他用小纸条形式，向译者提出的意见多达4000多条，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真诚的待人方式，不仅从经注翻译上帮助了译者，使译者终生受益，而且，其高尚的处世风格，至今深深教育和影响着译者。程教授学识渊博，教门虔诚，汉语言与英语功底雄厚，在校对经注之前，他曾大量阅读英语和汉语古兰经资料，拥有丰富的古兰经知识储备，他曾与古兰经翻译家仝道章先生交好，并为其翻译提出过许多宝贵意见，被仝先生欣然接纳。并且，他自己也曾举意从英语翻译一部古兰经，后因给译者校对经注而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全心全意成全译者。祈求安拉回赐他和他的家人！在程先生校对经注的那近五个年头里，无论寒冬酷暑，还是雪雨交加，每每白发苍苍的程教授将文稿从几公里之外的安康路乘公交车送到回坊清真寺，译者都会接受一次心灵的洗涤。程先生还从生活上不断照顾我，他知道我不接受施舍，经常有意地从我这里购买我以前的一些译作，以此方式帮助我。杨恩成教授是我国汉语言权威专家，当时正辅导几位博士生。我通过一位教授得知他是回族后，贸然打电话给他，没想到杨教授非常谦逊，没有一点架子。和程教授一样，他得到我的意图后，毫不犹豫地答应帮忙校对文稿，当译者提出送稿件给他时，他说：“小孔，你具体位置在哪里，我现在就过来，你不要来了，我对回坊很熟悉。这是真主给我的机会，我自己过来。这对我很有意义。”此后的日子里，杨教授不但修改稿件，而且为译者分析语法现象和语言表达，并且他自己动手电脑打字，为一些注释作了疏。几经点拨，为我解开了困扰多年的一些语言难题，使我的文字表述能力从此上了一个新台阶，看到了新方向。他的学生马晓风博士对我开玩笑说，杨教授对你这个编外博士生的课程比对我们的课程更加重视。当代著名阿拉伯语权威法温·阿卜杜拉赫米博士[13]原籍印度，精通六国语言，堪称当代阿拉伯语言泰斗，受沙特教育部和国王办事处邀请，在沙特任教，近二十年来，沙拉阿拉伯许多大学的阿拉伯语言教材几乎是由他一人编写的，由于其文章大部以阿拉伯语字母“法温”开头，故以“法温教授”著称。中国留学麦地那大学的学生对他的名字不陌生。2006年起，法温教授组织了一批中外学者，对我的译文进行了多次校对，并从理解、表达、信仰和教法等方面对译者水平进行测定，给予译者许多帮助，添补了译文中多处不足之处。至今回想当年的译经之举，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不敢想象，我竟然作了那么伟大而艰巨的选择，若非后来安拉一系列的安排，让我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遇到特定的那一批人，以我个人当初那点水平和经验，我真的没有能耐完成这部伟大经注的翻译。
* * *
译经难，校对更难，出版则难上加难。记得我在西安的那段时间，我走在街巷里，不时有老人追问我：“阿訇，你的经注到底哪时可能看到？”我只能笑而回答：“快了。”想我从28岁开始，苦心孤诣，默默翻译，至今已近不惑之年。此中，从未因为寺务繁忙，家庭琐碎，孩子上学或囊中羞涩而停止过我这毕生的追求。经注的出版，我比任何人还要着急。2007年，我曾去义乌意图寻找合作对象，由对方出经费，我拿出译文，我们共同促成此事，祈求安拉回赐。然而义乌的朋友们生意并不理想，我去之前不久，他们已经花费了大量钱财赞助一些地方建寺，加之对我的译作也不甚了解，并且不时有阿訇去那里化钱粮，收乜提，一些人甚至认为我也是那个“不劳而获”集团的高级成员，害得我不再提及此事，飞速逃离。虽然当时王克录、马国庆等兄弟资助五千人民币出书，但毕竟杯水车薪，不解决问题。可笑的是，此事后来经一位在那里当翻译的西安籍有文化的先生大加渲染，说得有声有色，说我在义乌骗钱几十万元，回西安后和坊上一些人分享，并从中演绎出许多“美丽动听感人肺腑”的故事来，幸好克录先生和许多青海甘肃籍生意人知我那次义乌之行的全过程，否则我跳进大海也洗不清。我与那位先生无怨无仇，不知他用意何在？安拉至知。安拉的襄助往往从人们预料不到的地方到来。2008年的斋月，我和一位朋友在兰州的一条小巷子里走着，一位老哈志见我之后问：“你怎么没有来我家？哪时来拿东西啊？”我和朋友面面相觑，不知对方所言何意。当天晚上，我们去他家里开斋，原来他已经和儿子们商量好，打算资助我出版经注，他们一下子解决了几乎一半经费，令我又惊又喜，回来整夜整夜、整月整月赞美安拉。后来西宁的刘哈志也解决了一些经费，这样，一半经费就有了，我的腰杆子一下子立了起来，正式和人民出版社和商务书局联系出书事宜，后经马明良先生介绍，由吴云贵先生写出版评语，选择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当时的人民社也同意出版，但他们发给我的合同上却写着东方出版社，原来他们是一个出版社，两个牌子，这样一部伟大的经注，我不愿在东方出版，虽然东方也是国家级著名学术出版社。
* * *
一入鸿门深似海，此后的几年里，这部经注接受国家不同部门的严格审查，一拖再拖，一直到了2010年。此间，当我走在路上，从远处见到那些曾经资助过我的教胞后，尽量躲避着，因为没有打过出版交道的人，很难想象出版一部经注如此之难！
* * *
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专业的中阿文排版机构，所以这部经注的排版仍由我们自己去做。2006年开始排版时，美国的indesign多语言专业排版软件中东版在中国还没有上市，后经一位“骨灰级”电脑高手一个多月的日夜操劳，终于从以色列网站上下补丁，自己做好了这个软件。因为古兰经注的特殊性，我们还从也门、沙特阿拉伯等国引进古兰经专用字体和专用符号。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排版需要，我们的排版人员还自己创造了一种字体，置于经注之中，非常优美。用排版人员小孟的话来说，这部经注的排版，能让几个大男人活活累死，晕死。由于出版检查越来越严，排版要求不断更新，出版希望渺茫，后来排版的文件名居然被他起成“希望版”“梦幻版”“奇迹版”，此中辛苦，非一般人所能感受。回想起我曾经在一家宗教学校任教时，有次他去打饭，厨师嫌他“白吃”，从他手中夺下饭碗后狠狠摔在地上，他的眼泪夺眶而出，但此后他还是忍受屈辱和白眼，坚持为我义务打字、排版、查询资料，使我黯然落泪。后期排版人员则在大病中坚持排版，一段时间腿部肿得就像馒头，路都走不动，而我，却“比黄世仁的师傅还狠毒无情” 地不断催促。此间一切工作全部无偿服务，此情此义，我一生何以报答？
* * *
我在等待着经注出版的同时，并没有放弃校对工作。然而，社会压力越来越大，2009年底，兰州张国军先生从我那里购买1000本《不要忧伤》，兰州马维林先生和新认识的河南刘伟先生各赞助我一部分学费，金银海同学借给我15000人民币生活费，使得我有机会去巴基斯坦攻读博士，一则长长见识，二则逃避压力。
* * *
整整十年过去了，经注的出版似乎有了希望，而我，回过头来看周围的世界，一切是那样的陌生，我变得愚笨而迟钝，对人对物，缺乏一种“与时俱进”的应变。三十几万元的外债没有偿还，还替一位至今百催不还的朋友从另一朋处借钱，害得我后来卖房还债，生病住院，心痛不已。我曾经拼命帮助过一位朋友，如今他已经跻身房地产企业家行列，我曾多次向他打电话希望资助一位阿訇的译作，最终资助区区几千元人民币，而他对另一富得流油的清真寺和幼儿园的资助几乎高达上百万人民币；我那曾经让我初获酬劳的译作《不要忧伤》，盗窃全国都是，我聊以为生的稿酬生涯就此断送。网络上，甚至有人在谩骂：“翻译伊斯兰书籍，就应该不图名不图利，你们这帮人翻译人家作品，还要索取报酬，真是没有教门！”甚至有人杜撰故事，青天白日之下，直接宣扬赤裸裸的谎言。他们甚至在我和我的同事们合译的《通往麦加之路》封面上PS一句阿拉伯文的“此书只赠不卖”的字样，试图以此毁我名节。真主啊！你作证吧！真主啊！我确信后世的还报。
* * *
回想那些译经的日子，那无数个日日夜夜，我曾无数次将双手伸进铺好的被窝里，暖暖的，多想爬进去睡一会儿啊，但又激励自己：“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就得吃尽人间苦头，用别人不用的功，承受别人不能承受之重。”我曾经想用“苦”来形容那些译经岁月，但又觉得不妥。所以，我想，纵观人的一生，那些日子应该是吉庆的，美好的。其中的痛苦，是值得的，有价值，有意义的。我也一直告诫自己：我译此经，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要让我的无知和愚蠢，罪过和邪恶影响了这部伟大经注。
* * *
尾声摆在中国穆斯林有识之士面前的道路非常明确，伊斯兰宣传需要清真寺的阿訇，需要大学里的老师，需要社会不同领域的穆斯林甚至非穆斯林，伊斯兰的宣传需要无数个义务宣传者，应该走向这个社会的一切领域，应该宣传到农村城市，机关单位，大中小学，工厂监狱……[14]中国的穆斯林更应该注意，伊斯兰宣传需要一批真正热爱伊斯兰的人，宗教和文化宣传者应该占据重要地位。须知，当我们少得可怜的宣传者正苦口婆心地向一些非穆斯林甚至认识不清的穆斯林宣传伊斯兰时，媒体上，报纸上，书籍中，反面宣传伊斯兰的文章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铺天盖地地层层压来——伊斯兰恐怖分子，穆斯林好斗分子，穆斯林人体炸弹……这些令人反感的词汇正回荡在我们的耳际。从整体上改变或者恢复穆斯林形象，除了每个穆斯林重塑自身形象，还得从文化层面宣传，利用一切媒体宣传做起，向广大非穆斯林正面宣传伊斯兰。中国的穆斯林媒体，应该树立一些好的舆论导向，不要成为伊斯兰的敌人攻击伊斯兰学者的基地。某些大学或研究所里的穆斯林专家教授，虽然承受着全中国穆斯林的热切希望，但是，毕竟，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在走过去体制内老一辈研究者的路子，并没有承担起穆斯林学者应该承担的责任，或者他们根本就没有承担的能力和魄力。所以，这么多年过了，他们在研究方向或著作领域，都不见什么起色。中国的文化市场上，真正的伊斯兰书籍还是屈指可数，比起佛教和基督教，更是少得可怜。中国的穆斯林企业家，在花费你们辛勤的劳动所得时，更应该考虑一下，我们的钱财最应该花费的地方是什么，因为安拉曾说：“关于恩典，你们一定会受到审问！”[15]而不是随便请几十个阿訇大吃一顿，或者在一些几乎没人礼拜的清真寺里大搞建筑。中国一些地方的清真古寺不是历经千年仍然富丽堂皇却沦为旅游胜地吗？我们不能不考虑一下：自上个世纪以来，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了在穆斯林的心脏建立一个国家，为了在世间彻底丑化伊斯兰世界，办报纸，出刊物，印书籍，培养科学家，而今，他们梦想成真，掌握着世界上几乎所有有影响的媒体和学府，中国前几年还敢于说真话的一些学者，也受他们的利欲诱惑，投入他们的怀抱，加入他们的阵营。以2008年底犹太复国主义对加沙阿拉伯人大屠杀为例：当时以色列封闭了一切新闻通道，在世界各地属于自己的媒体或受它控制的媒体中大量宣传以色列屠杀者的无辜和巴勒斯坦被杀者的残忍，最终，就连一贯支持被侵略者阿拉伯人的中国人民，也和以色列站到了一起，网络上，甚至报纸上，对阿拉伯人一片喊打，对以色列屠夫却一片叫好！甚至对伊斯兰教指责不断。[16]中国人要了解伊斯兰，就得从根本上做起，首先要正面翻译并正式出版可靠的古兰经注和圣训集，如《伊本·凯西尔经注》《泰伯里经注》《古兰的绿荫下》《理解古兰》[7]等，还应该投入一定人力财力，翻译几部正确的伊斯兰历史，如前面提到的《伊斯兰教通史》《史与末》[18]等。应该制定一个宣传计划，在近几年内翻译或编译出伊斯兰最基本的一些文献，帮助研究者搞研究，帮助国人了解伊斯兰教。一些有能力的企业，应该拿出一定经费，设立专项奖金或译介经费，以招标形式，鼓励民间或体制内的学者们，朝着一个可以抵达的方向发展！而不是把大量金钱花费到不断重复的物质建设中，而最终事倍功半，误己误人。
* * *
仅以经文献给我那渐行渐远的青春岁月。
--------------------------------------------------------------------------------
[1]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
[2]伊斯兰之光网站：http://bbs.noorislam.org/viewthread.php?tid=55810&extra=page%3D6
[3] 见《学者们提醒注意的一些著作》(كتب حذر منها العلماء)。麦希忽勒·哈桑，1995年版，欧索米书局，阿文版 。
[4] 同上。
[5] 见艾布·哈尼法著《大学》，الفقه الأكبر。[6] 毛杜迪著《简明伊斯兰复兴史》，高原杂志2008年。
[7] 见李敬远《古兰经译注》，香港世界华人出版公司。
[8] 这两部圣训收集了真确圣训中最具权威性的圣训，许多圣训虽然也是正确的，但因为这两部圣部收录条件苛刻而未加收录。伊斯兰逊尼派者一一致认识，否认这两部圣训的人,触犯了叛教之罪。见《先知圣训研究》，开罗大学出版社。阿文版。
[9] 清同治期间，约300万穆斯林平民在此遭受统治者集体屠杀，造成人类史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之一，但遗憾的是，这段历史缺乏全面记载。
[10] 西安时有这样情况发生，海万尼过尔麦里请阿訇时，借阿訇讲瓦尔兹之机，个别海万尼将大碗夹于两腿之间，悄悄掰馍。等阿訇讲完时，海万尼的泡馍早就做好了，正在“埋头苦干”，阿訇才开始掰馍。这与内蒙古尊敬阿訇的风气大不相同，这或许是一种文化差异吧，西安的穆斯林还是很尊重阿訇的。
[11] 指人变猴子或猪。
[12]参与校对的人员众多，其中有些是译者的学者，他们的名字已经记忆不清，祈求安拉回赐他们。主要校对人员有：西安交通大学白长青、张红燕、李双燕、刘琳四位博士，马应海、王刚、谢静三位硕士，西工大杨博、施永强二位博士，任博、马斌锐、马栋梁三位硕士，西北大学敏敬博士、丁维福硕士，中山大学马强博士，上海医科大学马立元博士，北京大学马秀梅博士，甘肃广河阿语学校校长马明、甘肃临夏阿语学校赵玉龙校长，西安丁旭先生、萧希洵老师，陕师大杨恩成教授，兰州马志杰教授、张芸湘教授、张德老师，内蒙古马逵英老师，西安程连飞教授，青海民大孔祥录教授等。其中，程连飞、孔祥录、马逵英三位老学者，通校译文数次，贡献最大，令译者终身难忘。
[13] د.ف.عبد الرحيم
[14] 见毛杜迪著《伊斯兰的基本》，民间刊印。
[15] 《古兰经》102：8
[16] 见马晓霖，《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年第2期文章《六十年来我国媒体关于中东问题的报道》。
[17] تفسري الطبري；فى ظلال القرآن；تفهيم القرآن
[18] البداية والنهاي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