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哈密到瓜州，穆斯林的“进关曲”

　沿着当年伊斯兰教经丝绸之路传播的路径，一出新疆，酒泉瓜州是第一个迎接笔者进入甘肃的地方。这里是著名的《凉州词》中“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玉门关真正所在地，也是《送元二使安西》中“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真正所在地。对于笔者的伊斯兰文明之旅而言，这里也是一个真正的关口。从这里往南而行，新疆境内的大片雪山、戈壁、沙漠逐渐消失了，出现在眼前的，是依靠祁连山雪水浇灌出的大片绿洲——八百里河西走廊。瓜州就是这八百里河西走廊“大卷”的“序言”。

　　“寄住”，从哈密到瓜州的穆斯林

　　处于河西走廊最西端的瓜州，是连通甘肃和西域的门户。瓜州曾经历经了瓜州、安西再到瓜州的更名历程。这里盛产瓜果，自古就有瓜州之称。中原王朝征服西域时，这里有了安定西域的战略地位。因此，到唐代时已经有了安西之名。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沿袭安西之名。2006年，安西又改回瓜州了。

　　站在瓜州，笔者在回头的刹那仿佛看见，自唐朝以来，那些来往于文明古道上的穆斯林，或商或旅地穿越这里。成吉思汗远征西域之后，被征服的穆斯林工匠或将士，从这里踏进内地。战火熄灭后，他们落居内地，这里便成了他们远眺家乡时的一处驿站。明代初期，西域和中原王朝对峙，“关西七卫”全部内迁至肃州（今酒泉市）以东。

　　笔者在明代历史资料中找到了一个和伊斯兰文明有关的词汇——“寄住”。这个词汇是笔者在翻阅《明实录》、《明史》及明人奏议时发现的，但对这个词汇背后的穆斯林移民史的体会，则是在走进瓜州、肃州后才有的。这个词汇的表面含义，是指一个人或一个部族离开故土、前往异地暂时居住。《明实录》中出现了与河西走廊相关的“寄住”一词22次。它的每次出现，几乎无一例外地指哈密、吐鲁番一带的维吾尔族向东越过古阳关，进入“内地借住”。这些“寄住者”往往不外乎两类人：一类是指那些来往于河西走廊和西域之间的穆斯林贡使、商人及零星逃荒避难者。他们常常是匆匆过客，其中大部分是那些“夏做水果，秋收皮毛”的“季节性商人”，明朝政府对他们或是安置到各地夷馆，或是临时指地安插，不存在集中安置的问题；另一类则是指随边疆民族地方政权集体迁入的人口，由官府修建城堡或指定牧区予以暂时安置。从明朝初期到清朝中期，从哈密、吐鲁番一带先后10批来到瓜州境内的穆斯林，就属于后者。

　　从明至清，

　　新疆穆斯林的内迁往事

　　明代时，哈密卫是朝廷设在关外、距离京师最远的一个卫，但也是受朝廷正规军的保护最弱，受瓦刺、吐鲁番强敌的威胁最大的一个卫，这就决定了哈密卫是明代“关西七卫”中政权最不稳固、当地民众内迁寄住最频繁的一个卫。

　　当年，著名的探险家斯文·赫定来到瓜州城时，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安西是一块境况不佳的小绿洲。总人口估计有900户人家，其中有300户住在城里。安西还有按西宁马步芳命令派驻的150名东干士兵。”

　　如今，在瓜州城内，笔者没有感受到太多的穆斯林风情。由于笔者抵达时刚好是春节期间，城里的宾馆倒是住着不少刚在内地过完春节返回新疆的汉族人，为这个小城增添了人气。

　　走出瓜州，笔者的目标是苦峪城——位于瓜州县城东南60公里的桥子乡境内的一片废城。曾经充足的灌溉水源一度支撑起了这片绿洲的繁荣兴旺，历史上有名的锁阳城就在这里，唐代的瓜州州治就设在这里。明代，这里因为悬乎关外，民众逐渐离开。哈密、吐鲁番爆发民乱时，这里是朝廷安置从哈密、吐鲁番东来的穆斯林避难者的理想地点，自然就成了瓜州境内最早大规模接纳新疆境内穆斯林的地方。

　　明代，有关哈密卫最大的事件莫过于“四破四立”。“四破四立”是指哈密卫被叛乱的穆斯林4次攻陷，明军4次收复的历史。哈密卫4次被袭破后，均有大批哈密难民逃至瓜州境内，被朝廷安置在苦峪城，过或长或短的“寄住”生活。

　　在经历了“四破四立”的战争后，哈密城内的穆斯林“自以穷窘难守，尽焚室庐，走肃州求济”。对于这些要求，明政府除了沿袭指定苦峪城为安置点外，增加了沙州（今敦煌），至此，沙洲有了穆斯林集中居住的历史。1500年，“寄住”苦峪城的哈密穆斯林民众已达3000人左右，创历次“寄住”人数最高峰。

　　哈密局势如此，明政府内部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哈密弃与守”之争后，最终于1529年宣布放弃哈密。这样，第四次“寄住”苦峪城和瓜、沙二州的许多哈密穆斯林返乡的路被隔绝了。后来，由于拜牙孜叛国和吐鲁番发起武力进犯，这些“寄住者”连同从哈密卫新来的穆斯林难民陆续向嘉峪关内的肃州转移，肃州开始迎来了穆斯林集中居住的历史。

　　清朝前期，统治天山南北的是准噶尔蒙古政权。准噶尔发动叛乱后，归附准噶尔政权的哈密、吐鲁番两地的维吾尔族穆斯林备受苦难。随着清朝对准噶尔叛乱的平定接近尾声，哈密、吐鲁番的维吾尔族穆斯林向清政府申请内迁“寄住”，于是便有了清代在河西走廊“寄住”的两批维吾尔族穆斯林。

　　在酒泉城内阅读《重修肃州新志》，笔者了解到了哈密和吐鲁番的穆斯林在肃州境内的“寄住”历史：第一批迁移而来的是140户吐鲁番鲁谷庆、皮占两部的维吾尔族穆斯林，他们被安置在肃州境内的威虏堡。这支吐鲁番维吾尔族穆斯林在威虏堡“寄住”了20年时间后，并没有返回吐鲁番，而是在哈密留住下来。雍正初年，“大学士将军富宁安既撤兵，回族请内附，安插于金塔。”这也使笔者明白，当时穆斯林“寄住”的范围已经延伸到了今酒泉市的金塔县。

　　1732年，在提督颜清如带兵护送下，额敏和卓率吐鲁番十七城维吾尔族穆斯林万余人倾城东迁，中途因伤病等原因，到达哈密塔尔纳沁时为9273人，第二年抵达瓜州时还剩8013人。

　　对于这一次吐鲁番维吾尔族穆斯林的集体到来，清政府极为重视。瓜州地方官府在瓜州城西南专门修建了5座城堡，以供他们居住。5座城堡依次取名头堡、二堡、三堡、四堡和五堡，俗称“回民五堡”或“瓜州五堡”。直到民国年间，河西走廊的民居仍在沿袭城堡旧风。“居民多各自为堡，聚族而居，建碉堡暸望，以为防御。盖明代备北虏之遗规，今犹存也。”

　　当地官府无偿给前来安住的穆斯林提供了大片土地和农具、耕畜等生产资料，以及铁锅、水桶等生活必需品。清代疏勒河上最大的两道干渠——南渠和北渠，就是为灌溉这些“寄住”穆斯林的田地而修建的。而且，对他们实行免税政策。

　　1755年，清军彻底平定准噶尔割据政权，天山南北从此安定下来。第二年9月，额敏和卓率众返回吐鲁番，结束了在瓜州长达23年的“寄住”生活。

　　那些维吾尔族穆斯林走了，给这片土地留下一道背影。如今，在瓜州，集中生活的穆斯林以东乡、回两个民族居多。在瓜洲县内，有七墩回族东乡族乡、沙河回族乡、腰站子东乡族乡等穆斯林聚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