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回源头——沁碑赞
回回民族在中华大地的历史源头与发展轨迹，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但论者大多只能以汉族文献为依据，而缺少其他文字记录的文献佐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富裕起来的河南省沁阳市水南关村的回族穆斯林，在对本村清真古寺进行修复扩建时，在三四米深的古寺地下，发掘出了一通阿拉伯文古碑，简称“沁碑”。人们奔走相告，最后竟惊动了河南省文物局、国家文物局。河南省文物局专门组织专家组，并邀请到我国著名的阿文专家，一道对其进行研究与考证。专家们凭借自身的业务素养对沁碑阿文及所在清真寺的历史沿革及土地层叠压关系的解读和剖析，最终得出了权威性结论：沁阳市水南关清真寺发掘出来的阿文古碑（即沁碑），至晚镌刻于1239年。这不仅为揭开中原地区回族历史的源头提供了目前最早的实物证据，又为回族开始形成的时间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见证。鉴于此，河南省文物局、国家文物局将此情况分别上报至河南省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公元2008年6月16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出通知，公布沁阳市水南关清真寺阿文碑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其保护范围为清真寺寺院围墙向南、北、西各30米，向东50米；其建设控制地带为，自保护区边界线外扩50米。
公元2013年5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出通知，核定并公布了河南省沁阳市水南关清真寺阿文碑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沁碑，回回源头之见证
沁碑，高180厘米，宽110厘米，镶嵌于水南关清真寺礼拜殿“米哈拉布”壁龛内。其阿文艺术造型呈“拱门”状。其“门框”由《古兰经》第2章第255—256节经文组成；“门框”上端右、左两角分别镌有“真主创造万物”、“真主养育万物”两句箴言；“门栏”上镌有“一切赞颂，全归调养众世界的真主”的赞词。“门框”内的上半部正中镌有阿文圆形图案，内容为“万物非主，惟有主宰一切、真实而坦诚的真主”的主题经文。圆形图案周围由关于礼拜朝向经文环绕；其右下、左下两角，分别镌有“智慧属于真主”、“大能属于真主”两句箴言。“门框”内的下半部正中则镌有菱形四边形的经文造型。
沁碑，被我国的文物界、史学界、阿文界称之为国之瑰宝，极具历史意义。早在公元7世纪，就有大量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人、使节来华经商、通好，并侨居中国。他们被国人友好的称为“番客”（外宾），并构成了回族的源流之一。回族源流的主体则是宋元之交随蒙古军政力量所及移居中国的“西域回回”。据专家考证，沁碑为十三世纪三十年代回回大将曷思麦里驻守此间时的回族先民所立。当时，曷思麦里为西辽柯散城（塔什干东南）长官。蒙古西征，曷思麦里迎降，随哲别转战波斯、阿富汗一带，后又大败斡罗思（今俄罗斯）军，俘获其主。继征康里（在乌拉尔河之东、咸海之北），东还，随窝阔台汗伐金。1231年，曷思麦里驻军于怀（河南沁阳）、孟（河南孟县），进职为怀、孟、河南二十八处都达鲁花赤。曷思麦里死后，其子孙先后袭为怀、孟达鲁花赤。沁碑的出土，标志着以侨民身份留居中国的“番客”时代的结束，也标志着由“番客”和“西域回回”及其他民族成分融为一体的多民族穆斯林群体，开始朝着新的民族共同体——回族过渡的开始。
尽管伊斯兰教早在公元七世纪中叶已经传入了中国，但是由于见诸记载的有关史料甚少，各地清真寺的碑刻和穆斯林墓碑，就成了研究回族和伊斯兰教历史的重要来源。如镌于1348年的定州清真寺碑，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伊斯兰汉文碑刻；刻立于1171年4月的泉州“碑刻群”中的侯赛因氏墓碑，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阿文碑刻。相比而言，沁碑镌刻的时间比定州清真寺汉文碑刻早100多年。虽然沁碑比泉州侯赛因氏墓碑镌刻时间晚60余年，但是沁碑揭示了回回民族的历史源头，而侯赛因氏墓碑只是侨居中国的一位异乡普通穆斯林的墓碑。
对拥有一百多万回族人口的河南省而言，早在宋元之交已经是“西域回回”重要聚居地区之一。但这里有关回回历史的遗迹一直仅限于三座清真寺：一座是明初被称为“敕修大梁清真寺”的开封东大寺；其次是始建于明嘉靖十年（1531年）的开封朱仙镇北大寺；再其次是始建于明初，明万历八年（1580年）以后扩建的沁阳北大寺。如果以上三座清真寺的始建年代可以成立的话，中原地区回族历史，尚可上溯至明初。但是关于“明太祖朱元璋曾赐书‘精诚尚武’横匾悬挂在（东大寺）大殿内”之说，仅见诸于该寺碑刻和听之于民间传说，所以只能把中原回族有实证可考的历史上溯至公元1531年朱仙镇北大寺始建之时。但在镌于宋元之交的沁碑出土后，中原地区有实证可考的回族历史就可上溯至十三世纪三十年代。这就意味着中原地区回族有实证可考的历史至少被提前了292年。
专家们普遍认为，沁碑不仅具有显赫的历史价值，还具有独特的国际意义。这通古碑在其镌刻之日，正是世界范围内“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众所周知，当时的中华帝国和大食帝国曾有长达数百年的睦邻友好关系，而没有任何历史积怨。这在古今国际关系史上堪称典范。但这两个当年的超级大国，在蒙古人崛起后却每况愈下，以至于1258年，1279年先后蒙受江山易主之屈辱。由于这通古碑是中阿两大帝国处于生死存亡转折关头的产物，应该说它既是曾震撼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共存共荣的标志，又是这两个同甘苦、共命运的友好国家江山易主的历史见证。
在中国的书法界，专家们对沁碑的阿文造型和书法甚为推崇。他们认为，沁碑的艺术造型极优，其镌刻的阿文既苍劲有力，又潇洒飘逸，其结构之严谨，书法之纯正、考究，秀于中国同类碑刻之林。目睹了沁碑艺术风采的阿拉伯驻华使节认为，沁碑阿文书法的功力，可与当代阿拉伯世界大书法家的作品相媲美。
沁碑，求证揭秘者之心作
人们赞颂沁碑，赞颂回回先民，不能不赞颂为保留沁碑、求证沁碑真实面貌而做出巨大贡献的水南关村的穆斯林们。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时任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水南关村党总支书记兼清真寺管委会主任的买望真便是其中突出的代表。1990年，当沁碑出土时，由于这通古碑破损严重，字迹模糊，有人觉得“碍事”，便建议砸烂运往别处。但统领水南关清真寺修建、扩建工程的买望真和众多的穆斯林坚决不同意，买望真还嘱咐寺管人员保管好这通古碑，严加保护。当时，年逾古稀的买望真日夜操劳，上下求索，一求就是十多年。当地和河南省文物部门的领导、专家无不为他的执着精神所感动。河南省文物局组织专家组，多次派专家学者到水南关清真寺对古碑进行考证，最后认定此碑为元代碑记，并于2006年10月对外公布了沁碑出土的消息。然而，要全面解读沁碑，河南省文物局强调买望真邀请既具有深厚的阿拉伯文底蕴，又对中国历史、伊斯兰教历史、蒙古历史有相当造诣的国家承认的专家来参与考证。从2006年6月起，买望真及其助手买胜利，先后十六次进京拜访国家民委、国家文物局、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回族学会等单位的领导，以及亲朋好友，并最终请到了具备上述条件的全国杰出的阿文专家李华英教授。
为揭开沁碑这通阿文古碑的神秘面纱，罗哲文、马自树、杨焕成、杨育形、曹桂岺、张家泰、孙英民、丁福利、杨保群、邓宏礼、田中华等一批国家和河南省文物界的专家们功不可没。然而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通晓阿拉伯—伊斯兰教历史与文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被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称号的李华英教授。在年逾古稀之年，李华英教授承担起了参与全方位解读、考证沁碑的艰巨任务。从2007年6月30日水南关穆斯林的突然拜访，到2007年11月25日完成了向河南省文物局、国家文物局书写申报材料（既申报水南关清真寺及其阿文古碑为省级、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书面材料）的149天的时间里，他以严谨求实、尊重历史的治学态度，以一个爱国爱教的回族之子的特有的浓郁情怀，以一个博学多才的中国穆斯林学者独有的敏锐和智慧，多次往返于北京、河南之间，一遍遍地细心考察、辨认字迹模糊的古碑阿文，用科学辩证的方法，用回回独遵的风俗习惯，旁征博引地对阿文古碑进行了详尽的认真的考证与剖析，认定沁碑为宋元之交的碑记，并对其历史价值、宗教价值、文物价值和国际意义，一一翔实地进行了估价和解读。难能可贵的是，李华英教授还凭着自己仅有的0.1的视力，不分昼夜地书写研究阿文古碑的各种报告。有谁能够相信，一个77岁高龄的学者，借助特制放大镜，一面死盯着电脑的银屏，一面交替移动其在键盘上的手指，字斟句斟地奇迹般地写出了近十万字的《沁阳回回古碑考》、《回回重要里程碑的失而复得》、《沁碑，回回历史的记录》、《回汉联袂，乃有所成》、《沁碑，中国穆斯林的历史见证》等文章，为揭示回族源头这一重大历史性结论，画出了圆满的句号。
尤其令人钦佩的是，在“金钱万能”的当代社会里，李华英教授俨然以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严格要求自己：多做好事，不图回报。为了考证、解读阿文古碑，李华英教授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和激情，却没有拿过一分钱的报酬。从2007年6月30日开始，李华英教授为了阿文古碑，非常紧张地忙碌了近三个月。然而在之后的日子里，直到现在，他仍然在为沁碑忙碌着。在国务院没有核定公布沁碑之前，他日夜牵挂着沁碑何时能批下来；在国务院核定公布之后，他又是回访老朋友，又是接待来访者，还在撰写沁碑的终结文章——《沁阳阿文古碑考证报告》，准备将阿文古碑出土、考证、解读的全过程，和上报河南省、国家文物局的申报材料，以及河南省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核定公布的全部文稿等，都收录其中。
沁碑，社会反响之巨大
沁碑的出土和完美考证，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影响。2010年7月24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回族学会名誉主席白立忱，在中国回族学会顾问刘隆、李华英的陪同下，接见了买望真及其助手买胜利，并与他们合影留念。白立忱副主席热情洋溢地赞扬水南关穆斯林和专家学者为考证沁碑所做出的巨大贡献，预祝沁碑申报国家级重点文物获得成功。
2006年10月，新华社、《河南日报》、《大河报》、《焦作日报》和沁阳电视台，依据河南省文物局对外公布的材料，先后报道了沁碑出土的消息。2008年，《中国穆斯林》、《回族研究》、《中国民族报》，和中国唯一的多文种对外刊物《今日中国》（阿文版），竞相发表了李华英教授撰写的《沁阳回回古碑考》、《回回历史重要里程碑失而复得》等文章。同时，各家刊物在其编者按中，无不充分肯定了沁碑的重大意义，和对其考证的结论性意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富裕起来的河南省沁阳市水南关村的回族穆斯林，在对本村清真古寺进行修复扩建时，在三四米深的古寺地下，发掘出了一通阿拉伯文古碑，简称“沁碑”。人们奔走相告，最后竟惊动了河南省文物局、国家文物局。河南省文物局专门组织专家组，并邀请到我国著名的阿文专家，一道对其进行研究与考证。专家们凭借自身的业务素养对沁碑阿文及所在清真寺的历史沿革及土地层叠压关系的解读和剖析，最终得出了权威性结论：沁阳市水南关清真寺发掘出来的阿文古碑（即沁碑），至晚镌刻于1239年。这不仅为揭开中原地区回族历史的源头提供了目前最早的实物证据，又为回族开始形成的时间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见证。鉴于此，河南省文物局、国家文物局将此情况分别上报至河南省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公元2008年6月16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出通知，公布沁阳市水南关清真寺阿文碑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其保护范围为清真寺寺院围墙向南、北、西各30米，向东50米；其建设控制地带为，自保护区边界线外扩50米。
公元2013年5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出通知，核定并公布了河南省沁阳市水南关清真寺阿文碑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沁碑，回回源头之见证
沁碑，高180厘米，宽110厘米，镶嵌于水南关清真寺礼拜殿“米哈拉布”壁龛内。其阿文艺术造型呈“拱门”状。其“门框”由《古兰经》第2章第255—256节经文组成；“门框”上端右、左两角分别镌有“真主创造万物”、“真主养育万物”两句箴言；“门栏”上镌有“一切赞颂，全归调养众世界的真主”的赞词。“门框”内的上半部正中镌有阿文圆形图案，内容为“万物非主，惟有主宰一切、真实而坦诚的真主”的主题经文。圆形图案周围由关于礼拜朝向经文环绕；其右下、左下两角，分别镌有“智慧属于真主”、“大能属于真主”两句箴言。“门框”内的下半部正中则镌有菱形四边形的经文造型。
沁碑，被我国的文物界、史学界、阿文界称之为国之瑰宝，极具历史意义。早在公元7世纪，就有大量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人、使节来华经商、通好，并侨居中国。他们被国人友好的称为“番客”（外宾），并构成了回族的源流之一。回族源流的主体则是宋元之交随蒙古军政力量所及移居中国的“西域回回”。据专家考证，沁碑为十三世纪三十年代回回大将曷思麦里驻守此间时的回族先民所立。当时，曷思麦里为西辽柯散城（塔什干东南）长官。蒙古西征，曷思麦里迎降，随哲别转战波斯、阿富汗一带，后又大败斡罗思（今俄罗斯）军，俘获其主。继征康里（在乌拉尔河之东、咸海之北），东还，随窝阔台汗伐金。1231年，曷思麦里驻军于怀（河南沁阳）、孟（河南孟县），进职为怀、孟、河南二十八处都达鲁花赤。曷思麦里死后，其子孙先后袭为怀、孟达鲁花赤。沁碑的出土，标志着以侨民身份留居中国的“番客”时代的结束，也标志着由“番客”和“西域回回”及其他民族成分融为一体的多民族穆斯林群体，开始朝着新的民族共同体——回族过渡的开始。
尽管伊斯兰教早在公元七世纪中叶已经传入了中国，但是由于见诸记载的有关史料甚少，各地清真寺的碑刻和穆斯林墓碑，就成了研究回族和伊斯兰教历史的重要来源。如镌于1348年的定州清真寺碑，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伊斯兰汉文碑刻；刻立于1171年4月的泉州“碑刻群”中的侯赛因氏墓碑，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阿文碑刻。相比而言，沁碑镌刻的时间比定州清真寺汉文碑刻早100多年。虽然沁碑比泉州侯赛因氏墓碑镌刻时间晚60余年，但是沁碑揭示了回回民族的历史源头，而侯赛因氏墓碑只是侨居中国的一位异乡普通穆斯林的墓碑。
对拥有一百多万回族人口的河南省而言，早在宋元之交已经是“西域回回”重要聚居地区之一。但这里有关回回历史的遗迹一直仅限于三座清真寺：一座是明初被称为“敕修大梁清真寺”的开封东大寺；其次是始建于明嘉靖十年（1531年）的开封朱仙镇北大寺；再其次是始建于明初，明万历八年（1580年）以后扩建的沁阳北大寺。如果以上三座清真寺的始建年代可以成立的话，中原地区回族历史，尚可上溯至明初。但是关于“明太祖朱元璋曾赐书‘精诚尚武’横匾悬挂在（东大寺）大殿内”之说，仅见诸于该寺碑刻和听之于民间传说，所以只能把中原回族有实证可考的历史上溯至公元1531年朱仙镇北大寺始建之时。但在镌于宋元之交的沁碑出土后，中原地区有实证可考的回族历史就可上溯至十三世纪三十年代。这就意味着中原地区回族有实证可考的历史至少被提前了292年。
专家们普遍认为，沁碑不仅具有显赫的历史价值，还具有独特的国际意义。这通古碑在其镌刻之日，正是世界范围内“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众所周知，当时的中华帝国和大食帝国曾有长达数百年的睦邻友好关系，而没有任何历史积怨。这在古今国际关系史上堪称典范。但这两个当年的超级大国，在蒙古人崛起后却每况愈下，以至于1258年，1279年先后蒙受江山易主之屈辱。由于这通古碑是中阿两大帝国处于生死存亡转折关头的产物，应该说它既是曾震撼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共存共荣的标志，又是这两个同甘苦、共命运的友好国家江山易主的历史见证。
在中国的书法界，专家们对沁碑的阿文造型和书法甚为推崇。他们认为，沁碑的艺术造型极优，其镌刻的阿文既苍劲有力，又潇洒飘逸，其结构之严谨，书法之纯正、考究，秀于中国同类碑刻之林。目睹了沁碑艺术风采的阿拉伯驻华使节认为，沁碑阿文书法的功力，可与当代阿拉伯世界大书法家的作品相媲美。
沁碑，求证揭秘者之心作
人们赞颂沁碑，赞颂回回先民，不能不赞颂为保留沁碑、求证沁碑真实面貌而做出巨大贡献的水南关村的穆斯林们。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时任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水南关村党总支书记兼清真寺管委会主任的买望真便是其中突出的代表。1990年，当沁碑出土时，由于这通古碑破损严重，字迹模糊，有人觉得“碍事”，便建议砸烂运往别处。但统领水南关清真寺修建、扩建工程的买望真和众多的穆斯林坚决不同意，买望真还嘱咐寺管人员保管好这通古碑，严加保护。当时，年逾古稀的买望真日夜操劳，上下求索，一求就是十多年。当地和河南省文物部门的领导、专家无不为他的执着精神所感动。河南省文物局组织专家组，多次派专家学者到水南关清真寺对古碑进行考证，最后认定此碑为元代碑记，并于2006年10月对外公布了沁碑出土的消息。然而，要全面解读沁碑，河南省文物局强调买望真邀请既具有深厚的阿拉伯文底蕴，又对中国历史、伊斯兰教历史、蒙古历史有相当造诣的国家承认的专家来参与考证。从2006年6月起，买望真及其助手买胜利，先后十六次进京拜访国家民委、国家文物局、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回族学会等单位的领导，以及亲朋好友，并最终请到了具备上述条件的全国杰出的阿文专家李华英教授。
为揭开沁碑这通阿文古碑的神秘面纱，罗哲文、马自树、杨焕成、杨育形、曹桂岺、张家泰、孙英民、丁福利、杨保群、邓宏礼、田中华等一批国家和河南省文物界的专家们功不可没。然而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通晓阿拉伯—伊斯兰教历史与文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被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称号的李华英教授。在年逾古稀之年，李华英教授承担起了参与全方位解读、考证沁碑的艰巨任务。从2007年6月30日水南关穆斯林的突然拜访，到2007年11月25日完成了向河南省文物局、国家文物局书写申报材料（既申报水南关清真寺及其阿文古碑为省级、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书面材料）的149天的时间里，他以严谨求实、尊重历史的治学态度，以一个爱国爱教的回族之子的特有的浓郁情怀，以一个博学多才的中国穆斯林学者独有的敏锐和智慧，多次往返于北京、河南之间，一遍遍地细心考察、辨认字迹模糊的古碑阿文，用科学辩证的方法，用回回独遵的风俗习惯，旁征博引地对阿文古碑进行了详尽的认真的考证与剖析，认定沁碑为宋元之交的碑记，并对其历史价值、宗教价值、文物价值和国际意义，一一翔实地进行了估价和解读。难能可贵的是，李华英教授还凭着自己仅有的0.1的视力，不分昼夜地书写研究阿文古碑的各种报告。有谁能够相信，一个77岁高龄的学者，借助特制放大镜，一面死盯着电脑的银屏，一面交替移动其在键盘上的手指，字斟句斟地奇迹般地写出了近十万字的《沁阳回回古碑考》、《回回重要里程碑的失而复得》、《沁碑，回回历史的记录》、《回汉联袂，乃有所成》、《沁碑，中国穆斯林的历史见证》等文章，为揭示回族源头这一重大历史性结论，画出了圆满的句号。
尤其令人钦佩的是，在“金钱万能”的当代社会里，李华英教授俨然以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严格要求自己：多做好事，不图回报。为了考证、解读阿文古碑，李华英教授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和激情，却没有拿过一分钱的报酬。从2007年6月30日开始，李华英教授为了阿文古碑，非常紧张地忙碌了近三个月。然而在之后的日子里，直到现在，他仍然在为沁碑忙碌着。在国务院没有核定公布沁碑之前，他日夜牵挂着沁碑何时能批下来；在国务院核定公布之后，他又是回访老朋友，又是接待来访者，还在撰写沁碑的终结文章——《沁阳阿文古碑考证报告》，准备将阿文古碑出土、考证、解读的全过程，和上报河南省、国家文物局的申报材料，以及河南省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核定公布的全部文稿等，都收录其中。
沁碑，社会反响之巨大
沁碑的出土和完美考证，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影响。2010年7月24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回族学会名誉主席白立忱，在中国回族学会顾问刘隆、李华英的陪同下，接见了买望真及其助手买胜利，并与他们合影留念。白立忱副主席热情洋溢地赞扬水南关穆斯林和专家学者为考证沁碑所做出的巨大贡献，预祝沁碑申报国家级重点文物获得成功。
2006年10月，新华社、《河南日报》、《大河报》、《焦作日报》和沁阳电视台，依据河南省文物局对外公布的材料，先后报道了沁碑出土的消息。2008年，《中国穆斯林》、《回族研究》、《中国民族报》，和中国唯一的多文种对外刊物《今日中国》（阿文版），竞相发表了李华英教授撰写的《沁阳回回古碑考》、《回回历史重要里程碑失而复得》等文章。同时，各家刊物在其编者按中，无不充分肯定了沁碑的重大意义，和对其考证的结论性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