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夏回商：藏区贸易主力军

　　【本网综合报道】 临夏，古称河州，位于黄河上游，距省会兰州约150公里，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

　　临夏全州200万人口中，回、东乡、萨拉、保安等少数民族占总人口59.2%，是全国穆斯林人口最集中的区域之一。

　　临夏曾是进藏必经之地，战略、交通位置重要，丝绸之路、唐蕃古道、甘川古道曾在这里交汇纵横，素有“河湟雄镇”之称，名列“陇上八州”之首，被称为“中国西部旱码头”。

　　自历史上的茶马互市中心，到改革开放后的回族商贸经济繁荣，在很长一段时间，回藏贸易是临夏地区商业活动的主要内容，藏区人民的主要生产生活用品都依赖临夏回商互通有无。上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曾对临夏做过深入调研并给出高度评价，赞曰“东有温州、西有河州”。

　　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因青藏铁路的通车，西南以及东南沿海的经济对藏区的市场渗透力度增大，传统产品被新产品和现代化产品替代速度加快等原因，临夏逐渐失去了对西北藏区的辐射力。

　　为重建“西部旱码头”，临夏政商有各种努力，临夏商人仍在藏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昔日繁荣

　　临夏回族传统经济生活中，商业活动排在首位，这与临夏人多地少、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处于黄土高原向青藏高原过渡地带，是农牧经济区跳板的位置莫不相关。此外，也受到伊斯兰教文化中鼓励穆斯林从商的影响。

　　早在明朝，作为沟通内地与川藏的必经之地，这里就是汉族与少数民族、农区与牧区“茶马互市”的中心，是西北畜产品、农副产品和民族特需用品的重要集散地。据《河州志》，明代临夏城南就有“客店一十八座，四方商贾居焉。”

　　此外，这里还形成了历史上独特的“河州脚户”和“河州牛帮”为代表的运输团体，这些地缘优势和重商的传统为开拓藏区市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及至改革开放初期，当西北诸省仍未从计划经济中转身时，临夏率先制定出台了“六个允许”，“八个支持”等鼓励支持发展个体和民营经济的政策，给临夏传统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商业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到青藏高原经商搞劳务的临夏回族人逐年增加，从西宁到长江源头的沱沱河，从藏北高原到喜马拉雅山脚的樟木，一路上都可见到一批批临夏人在收购皮张、羊毛，搞各种经营活动。在拉萨，临夏回族开的商店和摊点，在1990年代中后期占整个拉萨市的60%，达1000多家。拉萨的“藏青”、“冲赛康”等大商场，有百余户临夏回族人租货柜台经营。到2000年，在拉萨八角街一带的上千家店铺和饭馆中，临夏回族开的占一半以上。

　　在高寒缺氧的青藏高原上，临夏回商通过各种渠道把内地生产的暖水瓶、胶鞋、针线品等日用百货和民族特需商品送上高原，满足牧民的需要，同时，他们又深入牧区，把皮、毛、蹄、角等畜产品和印度等国的毛料、香、玛瑙项链等，收购运回临夏，销往内地东部市场。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1980年代曾数次前往临夏考察，他在《临夏行》中写道：“藏族牧民历史上很少有商品意识，汉人又大多不习惯上高原去活动。而两者之间的商品流通，便由生长在陇西走廊里的(临夏)回族来完成。”“他们中的许多人终年活跃在青藏高原，把各种工业品送到牧民手中，又从一座座帐篷中收购农牧产品运往临夏市场，形成了收购、运输、销售一条龙的流通体系，正在西部少数民族中开辟着一条新的"丝绸之路"”。

　　在费孝通的牵线搭桥推动下，1989年甘肃、青海、宁夏和内蒙古两省两自治区还曾共同建立了“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以及甘肃临夏、青海海东“民族经济开发协作区”。但因多种原因，他对民族开发区的种种设想后来并未实现。

　　回藏贸易现状

　　如今，随着青藏铁路的通车等原因，临夏逐渐失去了对西北藏区的辐射力，西南以及东南沿海的经济对藏区的市场渗透力度增大，传统产品被新产品和现代化产品替代速度加快，回藏贸易已无鼎盛时期的风采。但在藏区传统商贸领域，临夏回商仍占据重要位置。

　　据临夏州商务局介绍，至今在青海、西藏、甘南、四川、云南等五大藏区从商务工的临夏人有50万之多，其中在西藏和青海两省的临夏人约有30万。“哪里有乡村哪里就有临夏人的商铺，哪里有藏族人哪里就有临夏人的身影。”

　　临夏商人主要从事的行业以传统百货为主，如，日杂百货、副食牛羊肉、粮食、土特产、皮毛、电器、建材、餐饮、废旧回收、矿产开采、汽车摩托车销售等。

　　临夏商人在藏区的市场份额占比仍很大，比如，90%的牛羊肉、皮革、羊毛等为主的畜产品、95%以上的家电汽车摩托车销售、90%百杂副食，85%的土特产、25%-30%的建材，25%的粮食和餐饮都由临夏回商经营。而临夏州生产的糖果、八宝茶、地毯、服饰、马鞍、宗教用品等90%以上销往藏区。

　　以土特产中的虫草为例，在西宁市长途汽车站附近，有一条小巷叫勤奋巷。不足1000米的小巷里，有“豪龙”和“玖鹰”两个大型冬虫夏草交易中心，这里一年的虫草交易量约100吨至120吨之间，占到全球虫草交易量的60%，这里的虫草行情左右着全球虫草交易价格。在这个市场中，有100多家虫草交易门店，有5000多人长期从事着虫草交易，参加交易的临夏人超过60%。在果洛的临夏务工经商人员说，每年挖虫草时果洛至少有2万临夏人，藏区各地挖虫草的临夏人，达8万人左右。

　　再如皮毛业，青海雪舟国际藏毯原辅材料交易中心是藏区最大及西北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皮毛交易市场，年交易额超过10亿，市场整个销售链条上临夏人占到80%。

　　临夏康乐铁艺在西藏6个地区占95%以上的市场份额，店铺超过2000家，从业人员达1万多人。

　　西藏的废旧钢铁回收和汽车拆解行业也由临夏人唱主角，在日喀则占有九成以上的市场份额。他们每年仅从日喀则发往内地的废旧钢铁8000吨左右。在长期贸易往来中，也产生了一批颇具规模的企业，比如，临夏人鲁洪宙创办的百益商贸集团已成为西藏零售业的龙头企业，年销售额达4亿，旗下有8家分公司、836家门店。

　　西藏河山商贸公司主要从事面粉粮油销售，供应量占藏区70%，从事羊毛羊皮产业的圣信工贸公司、从事家电销售的百佳汇等企业也都在拉萨市场占有重要地位;青海雪峰公司青海三江雪食品公司也是临夏人经营的比较上规模的企业。

　　重振“河湟雄镇”

　　“东有温州、西有河州”是费孝通先生对上世纪80年代临夏的赞誉，当时，温州和临夏都具有重商主义精神，计划经济时期都一直保持着地下私人经济，在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起步都比较早，都获得了民营经济的先发优势。但进入90年代后，温州为代表的沿海企业快速成长，地区经济快速发展，而临夏则徘徊不前，二者差异迥异，实为可惜。

　　当地政府、企业对此也多有反思，归纳起来原因主要如下几点：

　　1990年代以前临夏作为进藏必经之地，商贸活动收益留在临夏。但随着进藏交通改善，商品流通方式亦改变，更多其他区域竞争者入藏，商品过境减少，临夏收益则大大减少;尽管很多传统商贸仍是临夏人在做，但收益不在临夏，而是投入藏区当地的经营生产。而且1990年代以后临夏地方政府的引导和扶持也有减弱。

　　与温州商人对比明显，临夏商贩、企业抱团观念不强，主要是家族企业，小富即安，企业间合作也少，企业的升级和链条延伸基本停滞。“老子卖葱儿卖蒜”是当地人的形象比喻。现代企业理念也很欠缺。

　　产业配套也没有形成，“小而全”、“大而全”普遍，每家企业自成体系，没有现代企业的分工合作。

　　基础设施落后，没有现代交通就没有现代流通，直接影响物流的发展。

　　此外，临商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于汉藏交汇地区，而这一地区经济主要以传统经济为主，导致其自身在技术、制度上都很难突破对传统商贩经济的依赖。

　　以上种种导致临夏回商在改革开放的后20年难获突破，先发优势渐失。针对此，当地政府也在积极扭转。

　　为重振“河湟雄镇”，自去年底，临夏出台加快商贸和旅游业发展意见，对商贸业、中小微企业有一系列的扶持和补贴政策，并成立青海和西藏的临夏商会，吸引临商回乡创业。

　　对于民间资金规模，当地政府比较有信心，长期经商利润集聚，临夏可谓藏富于民。全国第一家民间融资公司——河州穆斯林融资公司1987年即成立于临夏。“现在缺的就是大力的引导和扶持。”

（编辑 赵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