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各族穆斯林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力量
【中国清真网综合报道】记者：2013年是我们党的92岁华诞。中国共产党92年的历史，就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为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为中国的改革、发展、稳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懈奋斗的历史，也是我国各族穆斯林与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前赴后继、共建大业的历史。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冯今源：中国各族穆斯林是热爱和平、追求和谐的民族，始终坚持爱国爱教爱民族的主旋律，对于我国历史的发展、民族的团结、边防的巩固、祖国的统一、文化的繁荣、社会的进步、自然生态的平衡，做出了极其伟大的积极贡献。无数实践证明，我国各族穆斯林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一支重要力量。
建党初期
在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上，爱国爱教始终是各族穆斯林的主流。他们遵照“爱国属于伊玛尼”的教导，以自己的劳动、智慧、汗水乃至生命保卫祖国、建设家园，涌现了一批又一批名垂千古的爱国志士、民族英雄。1840年鸦片战争后，殖民主义强盗用大炮和鸦片砸开我们闭关自守的国门，将中国人民推入苦难的深渊。辛亥革命后，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统治被推翻了，建立了共和政体的中华民国。但是，中国的封建剥削制度并未寿终正寝，帝国主义势力依然在神州大地上为所欲为，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恰在此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掀开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篇章。在掀开这伟大新篇章的老一辈共产党人中，就有我们回族穆斯林的优秀儿女——刘清扬、郭隆真、马骏。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是我党创始人之一，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忧国、爱国，以身殉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模范代表，更是英雄的回族人民以及我国各族穆斯林的优秀代表。
红军长征时期
四川金川县是川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腹心地带，红军长征时曾在这里驻留长达14个月之久。金川的回族穆斯林节衣缩食，全力支援红军，积极参加红军，为红军的胜利长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书写了极其光辉的历史篇章。
当时，红军许多重要机关就设在穆斯林的家里：金川县老街穆斯林李兆惠家住的是“中共大金省委”，半边街穆斯林马腾骧家住的是“中共绥靖县委”，红军独立师师部设在沙尔乡穆斯林马正孝家，红33军军部设在城厢穆斯林张建明家，红军医院设在沙尔乡穆斯林马显忠、马精忠家，红军领导人徐向前同志住在城厢穆斯林马显华家。在此期间，徐向前经常同穆斯林邻居张百川谈心，问寒问暖，送盐巴给他，与之结下了深厚情谊，临别时还将自己使用的一把铜壶送给张百川留作纪念。现在，这把铜壶作为国家二级文物保存在国家革命历史博物馆内，为回族穆斯林与党同心同行的历史默默地作着见证。
在支援红军长征、为革命做出宝贵贡献的一长串金川英雄名单中，我们可以见到众多回族穆斯林的身影，这里，我们仅介绍一下他们的优秀代表萧福祯同志。
萧福祯，1933年任江油“中坝清真寺”阿訇，1935年4月参加红四军，在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任“回文翻译”并负责对少数民族的宣传工作;10月中旬，随红四方面军南下，进驻绥靖;11月12日，当选回民委员会负责人;12月上旬，绥靖县回民苏维埃政府成立，萧阿訇任主席。平日里，作为一名阿訇，他主持宗教活动，利用讲“卧尔兹”的机会宣传红军的方针政策及各项主张，动员群众，团结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拥护和支持红军。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与此同时，他组建了红军回民独立连，在巩固金川革命根据地、配合红军主力作战、支援前线、北上长征的战斗中做出了突出贡献。1936年7月，他随红军右纵队北上，行至马尔康县梭磨河边，与反动土司武装相遇，因敌众我寡，激战中战斗失利，面对扑来的匪徒，他视死如归，纵马投河，壮烈牺牲，时年56岁。1983年，经国家民政部批准，萧福祯同志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抗日战争时期
在抗日战争期间，全国各地穆斯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了许许多多抗日武装，其中最著名的是冀中回民支队。这是一支英雄的部队，马本斋(回族)同志任司令员。他们在抗战中先后进行大小战斗870多次，歼敌3•6万余人，被毛泽东誉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冀中军区称赞他们是“无攻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1944年2月7日病逝后，党中央在延安清真寺隆重召开追悼大会，毛泽东主席挽联称：“马本斋同志不死”;朱德总司令挽联称：“壮志难移汉回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周恩来同志挽联称：“民族英雄，吾党战士”。边区政府领导人吴玉章、叶剑英、贾拓夫等在追悼会上讲话，高度赞扬和评价马本斋同志伟大光荣的一生及其为建立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做出的伟大贡献。
除冀中回民支队外，全国各地还有很多穆斯林抗日武装，涌现了一大批抗日英雄：陕甘宁边区有来自海固的回民抗日骑兵团;河北有渤海回民支队、七分区回民支队、八分区回民支队、九分区回民支队、十分区回民支队、冀东回民大队;山西有壶关回民游击队、长治回民营;山东泰安有泰西地区回民大队，山东鲁中地区、泰运军分区的回民主力连、回民基干大队，沂水、沂源有回民警卫连，东平、定陶沙海、荷泽马垓[gāi]、沂南大成庄有回民抗日游击队，沂水县有伊光大队，鲁西北朝城、馆陶、临清、冠县有回民大队、回民中队;著名的铁道游击队政委张鸿仪同志也是一位回族穆斯林;安徽定远县二龙乡有回民游击队，后扩编为清真营、清真大队;山西代县人民自卫队队长是一位回族小英雄，名叫金方昌，和雁北人民一起与日寇作顽强斗争，后不幸被捕，壮烈牺牲，年仅17岁;1942年底甘肃爆发的“甘南暴动”，参加者多是回回、东乡、撒拉、保安族穆斯林，东乡族人穆特菲勒曾任“甘肃农民抗日自卫军”旅长;东乡族人马撒而东曾率东乡族农民参加“临洮暴动”，后被任命为“甘肃农民抗日自卫军”旅长。穆特菲勒、马撒而东后来都牺牲在疆场，他们的英名则在各族穆斯林的心中永存。青海化隆撒拉族青年热买赞(韩有文)，抗战期间指挥北塔山抗日反击战，后又参加了新疆和平起义，是我军唯一的一名撒拉族将军。
此外，在陕甘宁边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津、晋、青、新、豫、皖、鄂等省区，党直接领导和组织各族穆斯林武装的抗日救亡活动，开展抗日斗争。“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延安回民救国协会”、“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边区回民文化促进会”、“延安回民救国会”、“任丘回民公会”、“冀中区回民抗战建国联合总会”、“冀鲁边区回民抗日救国总会”、“丘县回民抗日救国会”、“甘肃回民救国协会”、“兰州回族青年抗日救国会分会”、“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等组织，以“一切为着抗战胜利”，“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巩固后方，援助前线”为口号，号召穆斯林积极支援抗战。抗战爆发后，在党的号召下，全国各族穆斯林学者、诗人、青年学生、爱国志士写出大量具有强烈爱国特色和时代风格的文艺作品，构成中华民族抗战文化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回教大众》主编沙蕾在《新华日报》、《回教大众》以及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抗战诗篇和政论文章，揭露和控诉日寇侵略暴行，唤起回胞和国人的抗战热情。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穆青，于1942年9月在《解放日报》上发表《雁翎队》一文，宣传敌后抗日游击队英勇抗敌的英雄事迹，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陕甘宁边区的穆斯林群众创作了大量歌谣，表达坚决抗击日寇的决心。回族战士创作的《回民支队队歌》，生动地反映了回民支队英勇抗敌的战斗历程，激励将士们更加勇敢地与敌人血战到底。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重创日军，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抗战必胜的决心。在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正在山西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云南籍回族穆斯林、中共党员桂涛声满怀激情，写下了不朽名作《在太行山上》。1938年夏，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为之谱曲，在汉口首次公演，获极大成功，迅速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成为全国人民的战斗誓言：“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叫他在哪里灭亡!”
各族穆斯林的优秀儿女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各类抗日武装、抗日组织，投身抗战，宣传抗战，支援抗战，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谱写了全国各族穆斯林爱国主义的伟大篇章。
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开始后，享受到共产党民族宗教政策贯彻执行带来胜利果实的各族穆斯林，继续与党同心同行，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身到民族平等、翻身解放、支援前线、发展武装、打击顽敌的热潮中，为加快解放战争的进程、创建新中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例如，安徽望江县沟口、怀宁县三益圩[xū]长江北岸回民水手127人，在部队回族指战员的动员下，献出30多条木船，编为一个支前中队踊跃支前。1949年4月21日凌晨，由回族水手组成的突击队运送解放军强渡长江，一举打过长江，解放了青阳县城。回族水手马吉荣、丁宪良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在战斗结束后举行的表彰大会上，五兵团政治部将写有“伊斯兰英雄”的锦旗授予这些英雄的回族水手，并给参加渡江的每名水手颁发一张由三野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政委谭震林签发的“渡江船工光荣证”。
解放战争开始后，全国各地穆斯林青年踊跃参加解放军，上阵杀敌，建立功勋。各地回民武装在党的领导下，在回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不断发展壮大，在打击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的战斗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陕甘宁边区有关中回民支队(回八连)、三边回汉支队、回民骑兵团。
河北解放区的回民武装，1946年夏，冀中组建了两支规模较大的回民支队：一支铁路游击队，战斗在京汉铁路保定至石家庄段，拆铁路、炸桥梁，顽强阻敌;另一支回民支队活动于大清河两岸平、津、保三角地带。后来，两支武装合并，在主力部队赴外地参战的情况下，作为冀中地区唯一的机动部队，为保卫冀中解放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山东解放区的回民武装有5支：鲁南回民支队、渤海一分区回民支队、渤海二分区回民支队、鲁中回民大队、渤海回民大队。在抗击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中，屡建奇功，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力量。
东北解放区的回民武装主要有三支：沈北回民支队、本溪回民大队、东北回民支队。其中东北回民支队成立于1947年，刘震寰任支队长，担负护路任务，后改编为铁道兵纵队二支队(铁二师)，战功赫赫，为解放全中国做出杰出贡献。
其他地区回民武装还有：内蒙古昭乌达地区回民连，河南民权县回民游击队，山东沂南县大城庄回民民兵队，湖北郧[yún]西县回民排，云南昭通地区的回民游击队，云南寻甸回民游击队等等。
新疆穆斯林为和平解放新疆做出了积极贡献。新疆各族穆斯林热烈期盼人民解放军的到来。以买合苏德•铁衣波夫为首的组织大力宣传解放事业，支持解放斗争;以吾守尔木沙、努斯热提为首的民族青年和知识分子组织，在青年中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以新疆学院副院长涂治为首的组织，拥护新疆解放，出版秘密刊物《战斗》杂志，进行革命宣传活动，每天晚上收听解放区电台广播并记录下来，第二天早上及时在群众中广为宣传;以杨鹤龄为首的知识分子组织，在汉族、回族群众中大力宣传解放事业。凡此种种，都为和平解放新疆奠定了群众思想基础和组织上的准备。
新疆解放前夕形势复杂，有主战派和主和派。主战派有实权，掌握军队。主和派有包尔汉、陶峙岳、赵锡光、刘孟纯、屈武等，无实权，无军队。此外，还有一股反动势力，即乌斯满匪帮，在美国支持下蠢蠢欲动，企图制造反革命暴乱。1949年6月，当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胜利推进、国民党统治即将覆灭的时刻，帝国主义者阴谋策划在新疆建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妄图阻挠人民解放军解放新疆。以包尔汉、马良骏为代表的新疆各族穆斯林，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配合人民解放军，顺利完成了和平解放新疆的重任。当时和平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是骑五军军长马呈祥，他既不愿参加起义，又不愿离开新疆出走。在关键时刻，马良骏大阿訇不顾个人安危，先后两次亲登马呈祥之门，力劝马呈祥离开新疆。经他苦口婆心的劝诫，9月23日，马呈祥终于交出兵权，带着家属离开了迪化。9月25日，陶峙岳、包尔汉分别代表国民党部队和新疆省政府通电起义，宣布和平解放。包尔汉、马良骏这两位穆斯林领袖在和平解放新疆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已经载入不朽的历史史册。
除新疆外，宁夏、甘肃等各族穆斯林聚居地区也都如此，广大穆斯林群众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迎接解放军，为当地的解放与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11月9日，发生了著名的“两航起义”，使“两航”(国民政府交通部下属的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简称“中航”、“央航”)滞留在香港的72架飞机、设备、数以亿计的财产，全部回到人民的手中，挫败了蒋介石政府的阴谋。其中，为此做出特殊贡献的是安徽回族穆斯林的高级将领端木杰(1897-1972)。
新中国成立后
各族穆斯林热烈拥护新生的革命政权，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各项运动，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战，踊跃支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签订爱国公约、和平签名，慰问志愿军，捐献飞机大炮。例如，西安回族妇女王得如带领2500多名妇女积极参加签名运动，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保卫世界和平，带头捐献抗美援朝物资，宣传保卫世界和平，被选为区人民代表、妇联副主任、市人大代表、市民委委员，被西北军政委员会授予“和平勇士”称号。当时有首歌《王大妈爱和平》，就是歌唱她的，风靡全国。
总之，各族穆斯林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运动中，做出了积极贡献，表达了对祖国、对世界和平的无比热爱。
此外，在土改、社会主义改造、成立民族区域自治政权以及历次政治运动中，各族穆斯林都能按照当时党的要求，做出自己的积极贡献。也有一些穆斯林本着对党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在我党出现一些失误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说真话，讲实情，供党和政府参考，即使为此受到不公正待遇或遭到迫害，也决不退缩。著名教授马坚以及著名阿訇马松亭、庞士谦、陈克礼等人的感人事迹，至今为人们所传颂。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给全国人民带来了第二次解放。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特别是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全面正确贯彻落实，进一步激发了各族穆斯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他们决心听党的话，继续与党同心同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努力学习，勤奋工作，为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为社会和谐与文化繁荣，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涌现了一批批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列举了。
记者：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伊斯兰教对各族穆斯林的引领作用?
冯今源：各族穆斯林对于我国历史发展进步的积极作用是全方位的，体现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方面、各个领域。这些积极作用的发挥，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伊斯兰教信仰对于各族穆斯林的精神教育与引导。
伊斯兰教义学家告诉我们，伊斯兰教由三部分组成：第一，信仰(伊玛尼)，主要包括“五大信仰”：信真主、信天使、信经典、信使者、信末日。也有人主张将“信前定”列入信仰范畴，谓之“六大信仰”。五大信仰也好，六大信仰也罢，其中核心是两大信仰：信真主和信使者，即那句最著名的“清真言”：“万物非主，只有安拉;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参见《古兰经》3：31、3：51、4：59、4：69-70)伊斯兰教认为，人是要有正当信仰的。人无信仰，心中唯独只有他自己，就可能会成为无法无天的人，极端自私自利的人，极端自由化的人;这种人不可能正确地对待他人、认识社会，也不可能很好地融入集体、融入社会，而只能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危害。因此，纯正信仰，坚守正道，是对穆斯林提出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第二，功修(伊巴达特)，即伊斯兰教的“天命五功”：念(诵“清真言”或“作证词”)、礼(礼拜)、斋(斋戒)、课(缴纳天课)、朝(朝觐)。据说，先知穆罕默德曾经明确地指出：伊斯兰教的“大厦”，就是建筑在“天命五功”这五大柱石的基础上。因此，可以说，这些宗教义务应该是伊斯兰教的基础和柱石，同时也是穆斯林之所以为穆斯林的外在表现形式。
各种宗教都有自己一整套独特的教规和功修制度，以培养信教者自律精神和自控能力。“天命五功”就是伊斯兰教的宗教生活制度，其目的就在于以这样的方式不断增强穆斯林的信仰，增强穆斯林自尊、自律意识和自控能力。认真履行这些宗教义务，是穆斯林加强自我思想修养的宗教实践活动。在日复一日地严格履行这些宗教义务过程中，穆斯林按照经训的要求，不断地锤炼自我，反省自我，提高自我，超越自我，其信仰会愈加纯正，其行为会愈加良善，其素质会愈加提高，其人际关系会愈加和谐。俗话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试想，一个能够按照教规准时准点地履行宗教义务功课的人，不正是一位时时处处循规蹈矩、遵纪守法的人吗?不正是一位在日常社会中能从小事做起，严格要求自己的人吗?不正是一位“每日三省吾身”，自觉加固自我思想、道德堤坝的人吗?
第三，善行(伊赫桑)，先知穆罕默德说：“信仰有七十多个枝杈。”坚持六大信仰、认真履行各种宗教义务固然属于信仰，但是伊斯兰教的信仰绝不局限在这些方面，它还包括有许多方面的内容。
依照《古兰经》的教导，敬畏、行善、施舍、忏悔、守正、洁己、忠诚、勇敢、谦虚、谨慎、纯朴、孝顺、公正、和平与安宁等等，都属于信仰。伊斯兰教特别强调，信仰必须通过实践体现出来：爱国、爱教、爱家乡、爱民族、爱人类、爱生活、爱学习、爱工作、爱劳动，属于信仰;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和睦邻里、善待孤寡、救济贫困、与人为善、广交良友、修桥补路、服务公益，属于信仰;敬业爱岗、努力工作、勤奋学习、远奸近贤、是非分明、刚正不阿、追求正义、主持公正、遵纪守法、节制私欲、不走极端、坚守正道，完全按照经训教导生产与生活，都属于信仰的范畴，都是有伊玛尼的具体体现。与这些要求相反的各种言行，都是违反信仰的，都是有伤伊玛尼的。也就是说，尽管你天天礼拜，年年封斋，如果在其他方面任凭私欲膨胀，经常做有损于人格、国格、损人利己、丧失天良的恶行，也绝对不是一个好穆斯林。
伊斯兰教认为，有现世和来世;人们不能不重视今世，浪费时间，耗费生命，拒绝学习，不思进取，一心只盼着早日归真见主，企盼来世享受天园生活;但是，又不能执着于今世，贪生畏死，声色犬马，贪图享受，不行善事，胡作非为，丝毫不顾后世遭到真主的谴责与惩罚。今世生活是短暂的，后世生活是永恒的;今世生命是有限的，后世生命是无限的。人们应该严格要求自我，不断改造自我，超越自我，用善行走完短暂的人生之旅，正确对待自我、家庭、社会、自然，用勤奋的学习、诚实的劳动、不懈的努力敬业爱岗，做好工作，建设家园，建设祖国，争取今世身心健康、生活富足、文明幸福;要不断注意提升自己的思想文化素质，争取做到内心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谐，不仅使自己成为一个信道而且行善的好穆斯林，而且应该通过自己的善良言行启发教育自己周边的人，启发教育全社会的人，使大家都能成为信道而且行善的人，都能在今世富裕、健康、快乐、幸福，在来世进天堂，永享真主的恩泽。这就是伊斯兰教常说的“两世吉庆”。这种“善行观”是穆斯林信仰伊斯兰教的真正原因和目的。因此，伊斯兰教是一种追求和谐的宗教，追求和平的宗教，追求生活幸福、“两世吉庆”的宗教。
由此可见，不断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文明进步，不断追求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生活富足、宗教和睦、人民和谐、世界和平，担负起“真主在大地上代治者”的神圣责任，是伊斯兰教的本质要求。千百年来，中国各族穆斯林就是这样做的，他们是伊斯兰教真精神的优秀践行者。他们与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一道，和谐相处，保卫祖国，建设家园，在各个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史、中国文化艺术史、中华民族教育史等方面，各族穆斯林都涌现出许多杰出的代表人物，以其光辉的业绩和出色的成果，赢得全国人民的景仰，素为整个中华民族引以为豪。此外，数以千万计的广大穆斯林群众，则以创造性的劳动和无穷智慧，使祖国的文化更加光辉灿烂、丰富多彩。可以说，前面我们所谈到的中国穆斯林与党同心同行的历史就是他们不断践行伊斯兰教真精神的历史。
记者：长期以来，不少人总是将清真饮食文化归入民族文化的范畴，极力回避它的宗教属性，好像承认这一点就是向“宗教迷信”投降。对于这种看法，您有何评价?
冯今源：这种认识是不对的。
众所周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什么是具体呢?列宁曾经说过，具体之所以为具体，就是表现为过程，表现为综合，表现为质的多样性。李瑞环同志曾经对列宁这句话进行过通俗易懂的阐释，他说：这话单从字面理解比较费劲，如果从生活中去理解就比较容易。比如，一块木头是什么?就是一块木头，这个回答并没有错。但它还是什么?这就要看具体情况。拿它来做家具就是原料，拿它来烧火就是燃料，拿它来挑水就是工具，拿它来和坏人斗争就是武器，拿它来行凶打劫就是凶器，拿到法庭就是证据，但还是那块木头。这就是质的多样性。由此可见，承认质的多样性、否定质的单一性，应该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坚持这一点，可以使我们避免很多错误的发生。
我们以前经常爱犯的毛病，如简单化、“一刀切”、片面性、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等等，就是因为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质的多样性的教导，忘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只是专注于质的单一性，非要探究出事物的某一种本质来，做一个貌似深刻的价值判断。用质的多样性的观点观察宗教，我们会发现，宗教也是如此，也具有质的多样性，而不是“迷信”二字所能够概括的。诚然，宗教是一种有神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种人生观、价值观，是一种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但它又是一种社会实体，是一种以相同信仰凝结而成的社会力量，当受到社会尊重、了解和积极有效引导时，宗教可以对社会的发展进步、稳定和谐起到正面作用，否则，如果没有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了解和积极有效的引导，甚或受到反社会力量的误导、诱导，宗教也可能会对社会的发展进步、稳定和谐起完全相反的负面作用;此外，宗教还是一种文化、一种文明、一种生活方式，千百年来始终对人类的社会文化生活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伊斯兰教就是这样的一种对穆斯林社会文化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伊斯兰文明、伊斯兰文化和伊斯兰生活方式，它不仅决定着穆斯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且还决定着他们的文化艺术、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生活方式和喜怒哀乐。所以赵朴初先生说，不了解伊斯兰教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回族、维吾尔族等穆斯林民族的文化，不可能真正了解各族穆斯林的心。
记者：中国清真饮食文化有哪些特点?
冯今源：《中国清真饮食文化》一书指出，纵观1300多年中国清真饮食文化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贯穿整个清真饮食文化的主线，那就是“以养为本，以洁为要，以德为先”的思想与践行。我认为，这是非常准确的高度概括。
以养为本，就是指以营养保健为核心的养生思想。中国清真饮食除注重色、香、味外，还特别注重“养”，注重饮食对于人的营养保健和身心健康。《古兰经》云：“……你们应当吃，应当喝，但不要过分，真主确是不喜欢过分者的。”(7:31)什么是“过分”，什么是“佳美的食物”(2:172)呢?清代著名回族伊斯兰学者刘智在其所著《天方典礼择要解》中明确提出：“饮食，所以养性情也”;“饮食惟良，必慎必择”;“凡禽之食谷者，兽之食刍者，性皆良，可食”;“惟驼、牛、羊具纯性，补益诚多，可以供食”。也就是说，伊斯兰教认为饮食无小事，它不仅有助于人们维持生命，更应该有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养成良善美好的性情。因此，从食材上讲，并不是所有的禽畜都可以食用，人类只应该选择那些性情良善的、食谷类的禽鸟和反刍类的畜类食用，这对人们的身心健康才有所助益，其中特别是牛、羊、驼等，对人们身心健康最为有益。反之，那些奇形怪状、污秽不洁、性情凶狠、行为怪异的雄禽猛兽，如豺狼虎豹狮鼠蛇驴、鹰枭鹫雕等，均在禁食之列。如果联想到2003年那场可怕的“非典”之祸，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清真饮食这种禁忌的科学性吧?以营养保健为核心的养生思想是中国清真饮食的第一大特点，强调饮食以养为本，这在中国养生学的历史上书写了别具独特清真风采的一章。而这个特点恰恰源于伊斯兰教的教导。
以洁为要就是指以注重清洁为要义，这是中国清真饮食文化的又一个重要特点。中国穆斯林以清洁卫生著称于世。各民族都有着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绵延千年而至今，成为有口皆碑的历史事实。这种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源于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源于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源于伊斯兰教的教规教义。“一口不洁，坏四十日之功修。”这段著名的“圣训”指导着穆斯林的生活实践。伊斯兰教要求人们，要把自己对于伊斯兰教的神圣信仰化作每天日常的生产生活实践，使自己的一言一行都符合伊斯兰教的经训教导，使自己日常的生产生活实践神圣化、信仰化，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纯粹的人、洁净的人，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他人的人，始终行走在真主正道上，为全人类的“两世吉庆”做出自己毕生的贡献。这种信仰精神体现在饮食问题上，就是“以洁为要——以注重清洁为要义”。不注重清洁的人，不是一个合格的穆斯林。
以德为先是指中国清真饮食文化特别注重诚实守信的商业美德。中国穆斯林是善于经商、崇尚经商的民族群体，素以吃苦耐劳、诚实守信、精明强干著称，曾垄断丝绸之路数百年，被人尊称为丝绸之路上的商业巨子。生活的信仰化、神圣化，表现在从商方面，就是在整个经商的过程中，严格遵守“以德为先——诚实守信的商业美德”。按照伊斯兰教的要求，穆斯林应当公平、行善、施济亲友、守约，禁人淫乱、作恶、霸道、背约，主张公平交易，反对称量不公，主张合法经营，反对重利盘剥，提倡施舍，反对吝啬，崇尚节俭，反对奢靡。千百年来，各族穆斯林将这些良好的道德观念贯彻到清真饮食的经营实践中，从而造就出那种“积极向上的中国清真饮食文化”，涌现了一批又一批深受群众信赖与欢迎的名家、名店、名点、名菜，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宋代田锡云：“君子所懋者德，所贵者名。名高由乎德厚，誉美由乎艺成。”意思是说，君子所勤勉的是道德，所看重的是名声;名声高是因为道德好，有美誉是因为技艺有成。我国清真饮食文化的践行者们正是这样德艺双馨的“君子”，他们注重商业道德，坚持诚实守信，在饮食制作技艺上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创造出无数有口皆碑的清真饮食品牌，成为中华饮食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朵奇葩。
如今，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了伟大的号召：“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各族穆斯林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一支重要力量。要实现这个伟大的梦想，必须充分相信穆斯林群众，紧紧依靠穆斯林群众，充分调动各族穆斯林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