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勒斯坦长大（1）
广阔的天空之下，粗糙的路面转进一片原始的岩石和沙地。我们的吉普车在石块和覆满灰尘的金雀花灌木间颠簸，从高地下到深谷。一个以军军营映入视线，然后是小小的津巴村：两栋楼，几顶帐篷，散开的几处牲畜圈。两架军用直升机在头顶上呼啸。空气中有羊的味道。
12岁的娜瓦尔•贾巴林一家就住在西岸南部这条路尽头的窑洞里。她就出生在这昏暗、低矮、参差不齐的地方，她的两个弟弟也是这样。她的父亲一辈就是这样。就在连接津巴和附近道路的岩石路上，娜瓦尔的母亲生了她的小弟弟——因为无法及时赶到医院;在同一处平地上，娜瓦尔的父亲遭到以色列定居者毒打，就当着惊恐万状的孩子们的面。
窑洞和附近的帐篷是18个人的家：娜瓦尔的父亲，他的两个妻子，15个孩子。这家人有200头羊，关在外面的牲畜圈里。一台古老的发电机靠昂贵的柴油驱动，每天最多能供三小时电。吃水从村里的井中取用，或者靠拖拉机运输，费用是自来水的20倍。在冬天，寒风席卷沙漠地区，帐篷不挡风，一家人不得不挤到窑洞中取暖。“冬天，我们大家就挤在一起。”娜瓦尔告诉我。
她很少离开村子。“我常坐爸爸的车。但是定居者阻拦我们。他们当着我的面打我爸爸，咒骂他，说脏话。他们抢走我们的东西，扔到一边。”
家里也不安全。“士兵会进来(窑洞)搜查。我不知道他们在找什么。有时候他们打开牲畜圈，让羊跑出去。去年斋月的时候，他们来了，带走了我的哥哥们。我看到士兵们用枪托打他们。他们强迫我们离开窑洞。”
尽管生活艰辛，娜瓦尔还是很快乐。“这是我的家乡，这是我希望生活的地方。在这里生活很艰难，但我爱我的家，我爱这里的土地，我爱这群羊。”但她又说：“如果允许我们待在这里，我会更快乐。”
娜瓦尔是占领后出生的第二代巴勒斯坦人。她出生于1967年以色列强占西岸、加沙和东耶路撒冷之后34年。军事法被强加于人巴勒斯坦人;不久，以色列开始在军事保护下在被占领土上建殖民地;东耶路撒冷在一次国际法宣布为非法的行动中被吞并。
第一代人——娜瓦尔的父辈们——现在已接近中年，他们的整个生活都被定居者每日的摩擦和各种羞辱笼罩着。近400万巴勒斯坦人被各检查站困住，身份证明，夜袭，关押，摧毁房屋，驱逐，辱骂，恐吓，人身攻击，监禁，暴力致死。这是个残酷的拼图：数不尽的似乎不相关的碎片放在一起，构成一幅权力和无力的图片。46年了，这成了一种常态。
对年轻人来说，这种环境的影响是深刻的。孩子们的经历塑造了他们的人生态度，有些案例中，心理影响一直持续着。弗兰克•罗尼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儿童保护专家。他在西岸、加沙、东耶路撒冷工作。谈起占领下生活中的“代际创伤”，他说：“持续的冲突、经济和社会环境恶化，暴力事件的增加——这些都严重影响着孩子。”“心理围墙”是物理屏障、检查站的镜像：“孩子们形成平民窟(ghetto)心态，对未来失去希望，不断感到绝望。”
孩子们的经历不完全相同。生活在巴勒斯坦主要城市(有一定自治)的许多孩子，很少与定居者或士兵接触;然而对于西岸62%生活在完全被以色列控制地区(即C区)的人们，这则是每日生活的一部分;加沙的孩子则生活在一块被封锁的土地上，通常在极端困难的经济条件下成长，并有直接、可怕的激烈战争经历。在东耶路撒冷，大量巴勒斯坦儿童在贫困的小框框(ghettoes)里成长，这里又被不断扩张的以色列定居点侵蚀，或遭极端定居者抢夺财物。
在南希布伦山，牧羊人几代人徜徉在此。现在，不得不与犹太人同住——他们受意识形态和宗教驱动，称此地与古老圣经有关，视当地的巴勒斯坦人为闯入者。他们在山顶建有大门把守的定居点，铺路，有电力和自来水，由军队保护。定居者和士兵令居住窑洞的人们感到恐惧：遭暴力袭击是家常便饭，还有军事袭击，不断威胁，强行把他们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
娜瓦尔的村子所在地是以军上世纪80年代指定的“918射击区”，供军事训练用。军方意欲清除这里的8个巴勒斯坦社区。继续留在军事训练区里不安全，他们不是“永久居民”。关于村庄命运的法律战自娜瓦尔出生前就开始了，至今仍未解决。
她的学校只有三个房间，已被下了拆除令;村里唯一的其他建筑——清真寺(也作备用教室用)也被下了拆除令。这两处建筑没有以色列官方许可——这是很难拿到的。娜瓦尔的老师哈依沙姆•阿布•萨布哈说，学生们的生活“非常艰难。孩子们没有娱乐，缺乏基本生活物资：没电，营养不良，没有操场。如果他们生病或者受到伤害，很难被送到医院。我们被迫过着原始人一样的生活。”
孩子们被逼着勇敢。娜瓦尔坚持说她不怕以色列士兵。但当我问她家中被袭时是否哭了，她犹豫了，然后轻轻地点点头，不愿承认自己害怕。与巴勒斯坦孩子在一起的心理学家和辅导员说，这种不愿承认、不愿说出恐怖经历加重了事件本身带来的伤害。伯利恒附近贝特•萨胡尔的基督教青年会的辅导负责人莫娜•扎格卢特说：“孩子们告诉你他们不怕士兵，但他们的身体语言告诉你的恰恰相反。他们为说出恐惧感到羞耻。”
（编辑：穆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