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上海女婿”的社区缘

                                                    老达中和社区居民们在一起

“达老师，我户口本和身份证上的回族名和汉名对不上，孩子上学遇到麻烦怎么办？ ”“老达，我们少数民族会不会在动迁时吃亏，我该怎么办？”……在静安区石门二路社区的“达庆熙志愿者工作服务中心”，常有少数民族同胞找上门，请他们最信任的老达帮忙解决各种问题。这位71岁的回族老人，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洋泾浜”上海话也会个八成，还能用阿拉伯语和回民们交流。以他名字命名的上海第一个少数民族志愿者工作室，帮助了许多有困难的人。

探亲成了定居

“阿拉是上海宁，交关欢喜上海格地方（我是上海人，很喜欢上海这个地方）。 ”性格开朗的老达，常与初次见面的上海人说这句话。而见到回族人，他又会换一副语气问候道：“安赛俩目阿来库目（愿真主保佑你）。 ”

有人打趣：“老达你到底是哪里人？”他总是高兴地回答：“我是回族人，我也是上海人，回族和汉族不分家。 ”

这份“不分家”的感情，渊源很深。退休前，老达住在南京。他出生大户人家，祖父是手工业资本家，16岁创业开了家前店后工厂的帽子店，父亲也是年仅16岁就继承家业。老达全家都是虔诚的穆斯林，4岁起接受经堂教育，遵循止恶扬善、施济孝亲的人生观。

十个回民九个从商，尽管从小家庭条件优越，但达庆熙清晰记得，解放以前少数民族低人一等，他读小学时就希望汉族同学能更了解他和他的民族习俗。

1949年解放前夕，当时5岁的他跟随父亲逃难途经上海，在老西门亲眼看见国民党的飞机在头顶上扫射。当时时局很乱，但好心的上海亲戚不仅收留他们住下，还劝告他父亲：“不要去台湾了，看样子天要亮了。 ”

后来，达庆熙父子重回南京。大跃进开始，他中专没毕业就进了南京化纤厂，他受惠于党的民族政策，继续学习拿到大专文凭，又当上车间主任，还在厂里结识了从上海分配到南京工作的妻子，从此成了上海女婿。

结婚后，每次到丈母娘家探亲，达庆熙总是对石库门房子有种亲近感:“没有我小时候住的三进式老建筑宽敞，但同样很有人情味。”从那时起，他就和上海丈母娘、左邻右舍处得很好，特别喜欢口味偏甜的上海菜，最爱上海烤麸、油煎带鱼和早饭“四大金刚”。

真正到上海定居，也是偶然。 1995年“以工代干”的老达提前退休，跟老伴一起到上海，本来打算住上一阵就回南京。没想到，他被居委会干部“铆”牢了。当时迁善居委会干部找上门，动员他当居委文教干部，还要他通过三个考核—写一份总结、出一份黑板报、用毛笔字写一张通知贴在居民区。

这都是老达的特长。“咱试试看吧。”老达还记得当时的情况，他轻描淡写地答应，内心则很兴奋，迫切想当一当上海的基层干部。讲好三个月试用，但老达当月就拿到全额补贴，石门二路街道还帮他把户口迁到上海。

就这样，探亲变成了常住，达庆熙在老城区奉贤路定居下来。他说，当时服务的大多是“阿拉上海人”，因为当时社区里的少数民族人数并不多。后来从居委会退下来，随着少数民族人口增多，他渐渐转向民族工作，成了石门二路社区的少数民族联络组长。

关键时帮人

社区里不少少数民族是弱势群体，老达对他们可说是知根知底。

石门一路有户姓铁的回族家庭，一对老夫妇膝下三子三女，其中两个儿子是弱智。二老相继过世后，小女儿接下养家的重担。妹妹为了照顾弱智的兄长，一直没有出嫁。前几年，这户家庭又面临动拆迁，妹妹不知今后的日子怎么过，一筹莫展。老达知道后，上门安慰这家人，一面反映到动迁组和街道，介绍这个家庭的特殊困难。在他的帮助下，铁家分到附近一套新居，居住条件大大改善。铁家妹妹拉着老达的手不停道谢，老达还像长辈一样叮嘱道：“现在房子弄好了，你更要为自己的终身大事打算打算。 ”

一年除夕晚上，社区里一位孤老过世。居委干部拉着老达上门去看，老人坐在马桶上，头歪在一边，已离开人世。老达知道老太的家世，身边没有亲人，唯独有个远在香港的养女。他安顿好死者，马上打电话给殡仪馆，对方担心大年夜开着殡葬车进小区造成扰民，且家人不在身边，商量能不能次日再处理。老达急起来，亮出静安区人大代表的身份，约好在路口等待殡葬车。

当晚，殡仪馆便安置了老人的尸体。把老人送上车的路上，老达一直用上海话跟她道别：“阿婆侬要走好，一路走好。”附近的居民谁也没有觉得这种做法“不吉利”，大家一路跟着担架走，为孤老送终。 3天后，老人的养女从香港赶回，跪在老达面前感谢，还把老人身前一些钱物捐给社区里的老年人。

工作室聚人

达庆熙总觉得自己可以一直帮人帮下去。想不到2010年，他不幸患上脑梗，留下腿脚不便的后遗症。老达自己知道，凡事亲力亲为是不可能了。

为了不让老达这块“招牌”倒下，静安区民宗办积极争取各方支持，当年9月委托石门二路社区成立“达庆熙志愿者工作服务中心”。社区拿出泰兴路315弄一间40平方米的底楼房子用作服务中心办公室，每年划拨一定经费，还为老达配备一名专职社工。

有了这间服务中心，老达身边聚集起一群少数民族志愿者。60多岁的洪荣梅阿姨成了老达的双腿，代替他到处奔波，收集社区少数民族困难户的信息，调解各种矛盾；70多岁的翁敏英阿姨，以前在文工团唱歌、还与毛主席跳过舞，如今她经常带着少数民族阿姨妈妈，到“阳光之家”、到敬老院慰问，唱歌跳舞给老人和智障孩子看；正黄旗满族人胡守荣在一次志愿服务途中发生车祸，断了5跟肋骨，他毫无怨言，康复后依然不拿一分钱做志愿服务……

去年，在社区里经营一家清真副食品柜台的海师傅被自行车撞了一下。当时觉得没什么，留下骑车人的联系方式后便离开。谁知，第二天盆骨疼痛难忍，经医生诊断为骨裂，至少需卧床休养三个月。海师傅拿着诊断书再度与骑车人联系，谁知对方拒不承担医药费，竟连发生车祸的事也矢口否认。

几次交涉无果又急又怒的海师傅表示“要用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这件事情传到志愿者服务中心，志愿者马上与一家熟悉的律师事务所联系，为海师傅申请法律援助。经过律师事务所专业协调，肇事者终于认错，不但登门道歉，还承担下所有医药费用。海师傅讨回公道的事在少数民族居民中间无人不晓，大家私下里悄悄议论：“遇到事情靠拳头不行了，知法信法才能解决问题。 ”

去年，静安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出资5万元，委托老达工作室收集全区少数民族的需求。志愿者们又全情投入，收集到6类41条社区少数民族意见需求，包括需要设立民族政策法律咨询服务点，为清真食品供应点等建专门档案资料库，为少数民族提供就业和创业指导服务等，这些建议已被采纳、得到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