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沙的一个难民的家里，这个老人很幽默。他并不像想象的哭哭啼啼的样子。他是 1948 年被加沙驱赶出来的，先到了海法，然后又被驱逐了第二次，到了约旦杰拉什的这个难民营。他说，从 1948 年到现在，一 共有 40个孙子。
我戴着象征巴勒斯坦的头巾。世界对这种头巾并不陌生。现在你到西方旅行，在街上常能看到这种头巾。那是年轻人向社会发出的暗号: 谁是我的朋友? 你可以过来打招呼。这是当今世界主要的符号之一，黑白格的巴勒斯坦头巾。这是在难民营的镇上行走。我们穿的是伊斯兰慈善协会的背心。要求我们穿上这种背心，怕的是万一局面不好控制。但一直很安稳，没有出任何事。我在出发之前写了一篇讲演稿，题目叫《越过死海》。从地理上来说，不管是到黎巴嫩也好，还是到约旦也好，都要飞过地球上著名的最低点、负于海平面 390 米的死海。当然，这个词儿很晦气，很不吉祥。它更多指的是人心深处的冷漠。我写了一篇简单的散文，考虑到在现场念的时候听众立刻能懂，表达很直白简单。我们去了五个地点。大家都集中到一个活动中心或清真寺或者是一个孤儿救助中心。在他们的统计表上排着生活水平最低的人的名单，我们就按着名单来发钱。我在这五个地点都作了讲演。在这五个场合加 起来，接受捐助领钱的不满 500户，只有 470 户左右。剩下的钱，我们自己挑人，到个别人家去家访———整个 捐献活动就是这么做的。
我在作《越过死海》的讲演。现场帮助我翻译的，是在中东留学多年的中国的穆斯林留学生，他们的阿拉伯语非常非常棒。我在语言上受了很大的启发。我们小队有一个原则，是一定要双手把钱递过去。
双手送上钱，握手，道赛俩目。绝不能有一点点居高临下的感觉，不能让他们感觉好像我们是来施舍的。我在讲演稿中也讲: 我不是一个富人，我只是一支笔。这只笔接受了它的使命，写了一本书，现在我们把这本书挣的钱交给你们。就这么简单。
巴勒斯坦人黑人成分之多让我很震惊，原来我以为巴勒斯坦难民基本上都是阿拉伯人的肤色。没想到黑人的比例很高。这是难民营的外观。有一首西班牙语的歌叫Casa de cartón，唱的就是这种建筑，中文就是棚户区。就是硬纸壳或是铁皮板搭的房子。
前面的三个大学生是约旦当地的大学生。我们第一次捐款的时候，他们怕我们有什么闪失，就来给我们作自愿者。
实际上事情发展的比我们想象的平稳、庄严、充满自尊，这是我作为当事人的一点感觉。我们也尊重他们男女有别的风俗。在给钱的时候，如果对方是男性就由我和我的朋友来递。如果是女性，就由我们小分队里面的女性来做，我们尽量避免产生由男性递钱这样一个有点不太尊重的微妙的感觉。事实上更多的情况是男性不好意思出面，都打发女的来排队。她们穿上礼服，黑袍子把头裹住只露出一只眼睛。
我们本来打算援助 50 户人家，每户 2000 美元，这样援助的力度大一点。结果他们说不如 500家人每家 200 美元。我们说都可以，500 家的话比较麻烦，需要组织，他们说没问题，我们就同意了。
这样在每次捐献的时候都有这么一个集体场地。然后有很多人跑来跟我们聊天，尤其在讲演之后，因为讲稿里边有我们的心情和目的，很多人听了以后就来跟我们交谈。这一位戴白盖头的妇女就是主动过来跟我们交谈的。她说我是一个烈士的妈妈，我的儿子在加沙牺牲了。我说，你的烈士儿子，有什么留下的照片吗?？她说你看，我的手机里有他的照片。我就用相机把她手机里儿子的照片拍了下来。这张照片是哈马斯发给她儿子的烈士证书。
我想在这儿补充一个别的话题。我在出发之前看了大量关于巴勒斯坦的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日本著名摄影家广河隆一写的《巴勒斯坦》。他是在2003 年报道伊拉克战争最深入的摄影家、又是在 1982年夏蒂拉难民营那场距今最近的一次大屠杀后，当尸体还在蠕动的时候、赶到现场的全世界第一个新闻记者。他是一个有良心的新闻工作者，文化教养非常丰厚，他不想用摄影师的图片，而是直接写了一本当前史。这本历史书写得非常生动，所有情节都有作者亲临现场。
我有一个朋友，我们俩有一次谈崩了。他说，哈马斯跟以色列都不对，以色列镇压和屠杀是不对的，哈马斯用火箭弹也是错的。我说: 你能把 B52 轰炸机的轰炸，和一个小孩向天空打弹弓相提并论吗?我发现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世界中———我想在座不少人也认为:错误是对等的，错事是大家均分的。我觉得以这种观点看世界，是这个世界最大的危害。所以我推荐大家看看广河隆一写的《巴勒斯坦》。他讲的非常具体。比如说今天以色列出动了多少飞机，杀死了多少人，白磷弹在人的尸体上钻成一个圆锥形的洞，一直往下烧。人早死了，烧过皮肤，烧过肌肉，烧过骨头，还在烧，一直变成灰了，只要那个磷还存在就一直吱吱吱地转着圆圈烧。在这样的屠杀之后，一片死寂。人、房子全被轰成了瓦砾。在这个时候，哈马斯一下打回去一发自制火箭弹。就这样，用千比一的比例来向世界宣布: 我们不投降。就是因为这一步不投降，就是因 为这一点点抵抗，使得巴勒斯坦问题在64年之后依然存在，而没有像我之前提到的、打引号地被解决了。它依然是世界不得不承认的、一个关于正义与不正义、大事与大非的一个根本问题。你可以掩饰，可以不报道，可以动用你手里强大的媒体来歪曲，但你没办法不正视他的存在。昨天晚上电视上报道，以色列又用飞机袭击了加沙。中国的电视台用所谓的中性的、好像与之无关的口音说着:以色列的什么对空防御导弹拦截了哈马斯的火箭弹。我坚信，如果是日本的广河隆一在的话，他会把昨晚新闻背后的东西讲得很细致:这块土地曾被以色列在哪一年和哪一年怎样蹂躏过、这一次又有多少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死亡、躯体上白磷弹怎样还在燃烧、房屋第几次被打塌、人怎样被埋在下面。同时，哈马斯打了几发自制的火箭弹。
还有两个在北京打工的宁夏固原小孩。他们的爷爷跟我很熟，即《心灵史》书中写到的哑巴阿洪。哑巴阿洪在1958年政治压迫之下曾经决心自杀，用刀片割了脖子以后没死掉，晕掉了。家里人第二天准备埋他的时候发现他还有气，就把他拉回家，宰了个鸡，鸡毛拔掉，把鸡皮撕下来贴在脖子上，外科手术就结束了。
结果没感染也没生病，他活过来了。但是，自那一天起，他决意不说话。一直到“四人帮”倒台的 1978年，政府才动员他说话。因为政府听群众反映在 1975、1976年，有人听见他夜里在念经，于是就发现这老头不一定是真哑巴。纸里包不住火的，它总会传出来。哑巴阿洪后来是我的好朋友，他的孙子在北京打工，他见到我们要去巴勒斯坦，我们忙得不得了，他和他的新婚妻子就来帮忙。我发现这孩子思想在动，脑子在转，他老觉得这件事他想参加，但是他一个打工娃拿不出 1500 块钱来。
我心里也觉得很难受，但我不能给他开后门，因为这样的后门一开就没完没了了。后来这小两口到我们家来，送给我们这个沧州体的太斯密十字绣。“太斯密”的意思就是以慈悯一切的真主的名义。这种沧州书法体流传很广。在中国东部，百分之七八十的清真寺中都在用这个字体。这宁夏小孩儿特别有意思，十字绣，是一种欧洲也流行的手工艺。他们把它拿来后，我们当场就决定，这幅十字绣，我保证送到巴勒斯坦难民营的一个清真寺里。
后来我跟他俩说，你放心，我会想办法让你得到一本书的。此次，我们动员了一共五六个富裕的企业家，让他们掏出钱来，买书捐给无力购买、但是应当拥有书的人。我的散文《大坂城的寒夜》讲过的大坂城清真寺的寺师傅，也是一个固原青年，总在街头书摊上看书。书摊没人光顾，唯有他一个人天天立读，竟然读得出了名。对这样的人，我们动员富裕的朋友买书送给他。对那个已经离开了大坂城的固原青年，至今我们还在寻找他。
我们临出发前刻了一枚图章，是用阿拉伯文刻的“以《心灵史》收益援助巴勒斯坦难民天课决行现场”章。下边是签字格，就是让巴勒斯坦人留字纪念。巴勒斯坦人识字率是很高的，几乎没有文盲，只有极个别一两个的老人表示不会写字，只是画一个道就算签字。但更多的是签名，有一部分人是认真的留言。这个本子，是我获得的珍贵礼物。
这是在另外一个现场。我有两个黑白格巴勒斯坦头巾，一个裹头的，一个挂在脖子上的。这一天脖子上挂的围巾上，印着阿克萨清真寺，旁边的一句话使我永远难忘:Al Gudus lena! ( 耶路撒冷是我们的) ———当 时读着感到热血沸腾。
还有一家人，儿子精神受到了过分摧残后，精神超脱了他的意志，崩溃了，变成了一种精神的残疾人。因为怕他发病伤人，家人居然用铁链把他锁在栏杆上!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一个很流行的美国小说，叫《大卫的伤疤》。这本小说是一本巴勒斯坦简史，令人很轻松地了解巴勒斯坦的全貌。小说中写到一个小孩，被以色列抓走了一个月后，放出来了，但从此这个小孩不说话了。谁也不知道他看见了什么，谁也不知他遭受了什么。反正他永远地缄默了。在约旦杰拉什难民营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想起了这个小说。我们不知道他们想什么，遭受了什么，只知道他沉默了。
这是北京的一个穆斯林老人，已经九十多岁了，也是我的挚友。他参与了我们书的编辑工作。对参与编辑的人，我们有一本赠书。我临走之前去看他，他拿出 1 500 块钱来。我说，我们有一百来本是赠书:各个教派的负责人，书的编辑者，和三十多年来作为我的基地的家庭。给你赠书并不是特殊。我说: 那我去不成怎么办啊?巴勒斯坦又不是我们家后院儿，拿不到签证怎么办呢? 他说: 这钱跟着你走! ……他说:这些天，夜里我一想起巴勒斯坦难民，就哭着醒了过来! 这笔钱你必须拿走，这本书的这个钱，必须要有我一份! ……他急了，眼泪又流出来。他也是脾气很大的人，我不敢跟他再争，九十多岁的人了，今年已经几次病危。
但就在那一刹那，我下定了决心，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干成。我在那一天决心下定，要在巴勒斯坦难民营完成这次捐献。本来我在朋友们的短信中使用了这样的语言:“捐助第一目标为巴勒斯坦难民。”话的潜台词是还有第二目标。第一目标实行不成，我们转到别的地方干，新疆、西藏、西海固等等。但是在那一天我下定决心，只要还有一口气，一定要在巴勒斯坦难民营把这件事干成! 我说，这样:您拿着这钱，再拿着这本书，照一张相。我拿着这照片和您这份钱，到了巴勒斯坦难民营的时候，交给一个和您年纪差不多的老人，让他再拿着您的照片照一张相，我带回北京给您。
———这件事情，今天我已经能轻松地说，都如愿做到了!那张北京老人的照片，他特意穿上了他的哈吉马甲，一手 1500 元天课，一手拿《心灵史》。我们把这张照片送给了一位从加沙被驱赶出来的巴勒斯坦老人，也把 400 美元，实际要比 1500 元多一些，交给了他。
这是一手拿着中国老人的天课、一手拿着他的照片的巴勒斯坦老人的照片。待回到了北京，我们把这张照片送给了北京老人，他对这幅照片无比珍视，印了好多张，分送给朋友。至此，每个人的心愿都实现了。所以，当出了那户老人的家门，两脚还踩着杰拉什加沙难民营的沙砾土地时，我用手机短信这样通知国内的朋友:“你的美意，我的决心，均已实现。”
这是巴勒斯坦难民营里的小孩们。阿拉伯的小孩儿活泼得不得了。我想全世界的小孩儿都一样。儿童生活在任何时候，不管现实多么残酷，天真快活的朝气会压倒一切!那种就是要玩、要闹、要追着跑的劲儿，莫名地给人一种巨大的鼓励。我们被这里的小孩儿追着，跑着，把我们从北京带去的一些小礼物送给他们，他们都很开心。有一个小女孩儿一路跑着，追着我们的车。我现在觉得后悔，应该停下来再跟她玩一会。
这又是一个黑人。巴勒斯坦难民中的人种、种族、民族的比例，和 1948 年后到底有多少不同种族、不同宗教的人遭受了伤害，我想，这是一个我们知道的很少、但必须穷究的问题。巴勒斯坦难民中有很多基督徒，并不都是穆斯林。因为巴勒斯坦是世界的底线，因此即使很多很坏的国家或者很坏的政府，也都在表面作出对巴勒斯坦进行援助的行动。大多数基督徒巴勒斯坦难民都被基督教国家收容了。黑人难民的来源和故事，我们一无所知。
我有一个联想: 在巴勒斯坦问题发生之前，世界是怎样的呢? 我的讲演词中的第一句是，我生在1948 年。当我出生的时候，我不知道，在你们被驱逐着离开家园的队伍中，可能有些小孩儿呱呱坠地，和我正同年。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整个巴勒斯坦地区也好，全世界也好，都有一种民族自治区，这些自治区内部，享受宗教自由和本俗法治理，有点像中国的唐朝蕃客居留地。国家有基本的税收，但没有任何的宗教歧视。所以在奥斯曼时代，不同种族不同宗教的人都能一起生活。黑种老人的照片可能是一个残影。
我顺便说一句，1972年，日本的红卫兵即日本的“阿拉伯赤军”———这五个字一个字都不能改变———到达巴勒斯坦，决心把在国内无法实现的革命理想和巴勒斯坦的解放斗争结合在一起。在那儿牺牲的几个日本人，和他们后死的国内战友，都把自己的遗骨埋到贝鲁特烈士墓地。他们的墓碑上，都只有阿拉伯文而没有日文。包括年月日都用阿拉伯文。他们的“逝于某年”都写为“牺牲于”。我觉得很震动，这个表述很重要。
小编按：这一部分有很多段落都以“这张照片是......”，小编翻阅了百度，谷歌想要更多的找到一些现场照片，但是所有和张承志老师此行有关的图片，也只是寥寥三五张。实属遗憾。而关于前一段落中张承志老师所提及的小说《大卫的伤疤》，风尚季此前也专门做过一期，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看历史消息，但更推荐购买此书，值得一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