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么多人要纪念牛街低保老人张景臣
李佩伦
张伯归真，匆匆一年。每临牛街，心底怆然。遥思往事，悽楚难安。抚膝互慰，握手长言。清茶一盏，化地融天。拍案而起，邪祟难安。时也势也，直言评断。无私无畏，丹心赤胆。每思往事，依旧活鲜。音容宛在，近似目前。归去来兮，深深祷念。真主阙下，慈恩无边。短文祭之，遥拜西天。
寄情于短章，聊以抒怀。祈求安拉护佑张伯，天堂永驻。
杨东文
张伯景臣，他的一生虽命运多舛，且无名无位，但却有许多人在看望他、关心他；他的老年，虽无退休金，也无任何收入，但他却以九十三岁的高龄，有尊严地无疾而终，复命归真。
这是多少官宦、富人所期盼却又无法实现的！
真主的迹象，令人参悟。
张景臣：牛街意义的全部 （石彦伟）
最近这一年，去牛街有了不大一样的心境。好像陌生了许多，心里空了许多。后来问友人，大多有这样的心境。竟皆是因为这条街上，走了一位老人。
他是一位不能够再纯粹的草根老人。靠着低保生活，曾常年在礼拜寺里做烧水师傅。他不大注意自己的衣着，总是不很整齐，甚至也不是很干净；他也从不掩饰性情中的一脉粗糙，遇到不平事、不喜欢的人，便和一个土著的老北京一样，操着一口重重的京东腔调，大吼大骂一通，气得胡子直抖。吼完了，便舒畅许多，开怀了许多，旋即又忘得一干二净，该说说，该笑笑。
这脾气不好的老人，我最初有些怕他。因为我向来是怕别人对我发脾气的。可是他在我见过的五六面中，非但从未发过脾气，反而温霭慈祥得让我想起我那已经走远的祖父。也可能，最初结识老人，走进他那个简陋狭仄的小屋子，是因为我跟随着另一位他最尊敬的学者。倔老人在那位学者面前，顺从得像一个听话的孩子。
所说的学者，便是张承志先生。而那老人，叫做张景臣。
有一段时间，我曾几次陪同承志先生礼主麻。先生约在牛街居多，并不是喜欢那里的喧闹，相反他总是早早到了，悄悄地跪在后殿的一角，拿出阿语手册背着单词，沉入到谁也无法打搅的一个境界里了。主麻下来，他便急着走，穿越熙攘的人流，一心只想着见几个知心的人。比如杨东文阿訇，比如清真超市二楼打工的西北娃娃杜舍儿，比如一个泊镇来的卖肉师傅。而他来牛街最重要的、非行不可的仪式，则一定是去看望张景臣爷爷。
也或许，对他来说，张景臣这个名字，意味牛街意义的全部。这种印象深深地影响过我。
我们总是悄悄地走进张爷爷的家门，学着他一起蹑手蹑脚，不言不语的，径直奔向里边的一个小屋。那么小的一间屋子，除了一张床铺，余下所有的陈设，只剩一个破旧的书柜。满满的书，满得要晃动起来，要漫出来。床上的凌乱，也往往是被各种书报铺满。张爷爷可能已经习惯了与这些书睡在一起。
他收集着承志先生几乎所有的集子，有一些是我也未曾见过的，比我的年龄还老的书。他也喜欢高兴地炫耀他最近又收到了哪本好书好杂志，读到了一篇怎样好的文章。他坚持亲自给承志先生备茶，夏天最热的时候，他说冰箱里还有冰棍。
他见到承志先生，真的开心得像个孩子了。脸上的表情充满了幼稚和顽痴。他会没完没了地说，说了些什么，都记不住了，当时也分明没有听得明白。只记得表情说变就变了，像是说书一样，有声有色的。有一次，他把自己给说哭了，好像是关于朝觐的故事。他到了天方了，一边赞主，一边失声痛哭。我当时并不知道他的哭声里，藏纳着怎样的苦难。
与承志先生有过交往的人都知道，与他在一起，你只管听就好，很难接上话。有一次，眼见着承志先生与一位日本客人会面，打了招呼，便是这边一大段单口日语秀。听得瞠目结舌。可是偏偏在张爷爷这间小屋子里，先生极少说话，他放纵着张爷爷全部的倾吐，那种感觉好像是每一次倾听，都当作是离别。
最深重的一次，先生说了话。先生手里捧着改定版《心灵史》的清样，在老人耳根子边上喊着说：“马上就要印出来了！十万美元，集齐了，就要带到巴勒斯坦去！”他重重地拍打着老人的肩膀，像是拍着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像是拍着一个生死之交的兄弟，他仍然粗鲁地喊着，“你给我顶住这口气，给我好好活着，得给我看到新书出来，得等我回来！”老人听得呆住，先生又像提醒似的猛烈地拍他，“听见没！听见没！”老人这才乖乖地点着头，用弯弯的嘴角作了应答。
后来，在那篇叫做《飞越死海》的著名演讲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句段：“北京有一个靠社会最低保障生活的贫苦老人。他不听我反复的劝阻，坚决拿出1500元人民币加入行动。他一手抱着书，一手握住天课，照了一张照片。对我说：‘这笔钱跟着你走！这些天，只要一想到巴勒斯坦难民，我就半夜里哭了起来！’他已经几次生命垂危，但我知道，不等到我把他的心意送到你们手里，这个90岁的老人不会闭上眼睛。”
原来讲的正是张景臣爷爷。
我无法想象这一幕，给了张承志的“飞越”之行多少鼓舞。总之在此后北京作协的一次汇报会上，先生重新讲起这个故事，说他视作这次行动为带有日本语感的“决行”，也就是“死了也要干成”。他说到这时，强抑着哽咽，而满座早已泣流成河。
并不只有张承志把张景臣爷爷看得这样重。远至马坚先生，远至陈克礼先生，张景臣爷爷与这些回回真正的学者，都是忘年交！他也激赏有才学、有风骨的民间办刊人，说起来就高高地举起大拇指。一位他所欣赏的民刊主编在北京念尼卡哈，曾邀我和我的母亲去，还有东文阿訇，还有一位彝族大学生，而他特别隆重邀约的，正是只能摇着轮椅而来的张景臣爷爷。
去年2月，春寒料峭的。我陪李佩伦先生在牛街会见伊朗参赞，谈文化交流事宜。回程途中，佩伦先生说想走一走牛街的深巷，不知不觉就走到了一栋阿式建筑。我才知道那是新建的回民敬老院。佩伦先生满面沧桑，回头问我和王辉：“你们有事吗？陪我进去看一位老人吧。”我们问是哪位。答说：“张景臣。”
才知道佩伦先生，与老人家也早就是打小的交情了。
那次看望张爷爷，他坐在轮椅上，已经不太能说清楚话了。他还能认出佩伦先生，回忆起童年在南城卖蚕豆的往事。可是老人已经不认识我了。我涌起满心的羞愧，因为除却陪同承志先生的几次看望，除却我为纪念祖父祖母归真，在古尔邦节第一次宰羊，并把羊腿肉敬送给老人以外，我似乎再没有主动为老人做过什么了。
尽管有过预感，可是它真的变成了现实。那次敬老院看望的一个月后，传来了张景臣爷爷归真的讣告。老人走得安详。享年92岁。
我是在当天下午才匆匆赶到牛街的。我在敬老院里就已经狠狠地举过意了，等老人有归主的一天，一定要去送一送。可是偏偏这天上午，举办全单位的五四朗诵会工作协调会，我是总导演，无法缺席。真主啊，谁能知道我在会场所受的煎熬和悔恨！下午到了牛街，早已静静如常。与杨阿訇问了殡礼的情况，稍有慰藉。
只知道张承志先生将自己写的一幅挽联，工工整整地贴在了殿前。写着抽出的十颗汉字：“临穴别挚友，来世约同行。”
中间则是大大的两笔重字：“伤逝。”
2016年3月11日，于张景臣爷爷归真周年哀记
王辉
我与张景臣哈吉相识在2006年7月31日，长篇小说《回族人家》座谈会上，当时老人已是耄耋之年，但老人家讲起老北京回回的典故如数家珍，对《回族人家》与《穆斯林的葬礼》的分析，切中要害，见解独到，令在场的人尊崇备至。听旁人说老人一生坎坷，尊主道，传经训，助寒士，帮孤残，奔走呼号。老人对于在风暴中所受的折磨，一笑了之，而对劝化他人，总是不遗余力。这是我对老人的第一印象。后来，听牛街的老人们说：“张伯就是牛街的活化石。”在以后的接触中，我发现老人对知识的渴求胜过年轻的学子。一次在牛街礼主麻，看到老人家拿着张承志先生的新书在品读。后来才知道张先生每出一册书，都要先送给这位伯伯先睹为快。老人家视这些书为财富。
去年2月8日，我与彦伟兄弟陪同李佩伦先生到牛街敬老院专程看望老人家。当时老人家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值得欣慰的是老人家认出李先生后，非常高兴，还忆起了多年的往事。我把这场面永远的留在了摄像机里。据说这是老人在世最后的影像。过了1个月就传来老人归真的消息。很后悔没在老人身体健康时为他做口述史。老人殡礼的当天早晨，来自北京各个清真寺的乡老多达200余人，为老人送行，最远的是来自50公里外的良乡。张承志先生书写了挽联，李佩伦先生推掉了原先的计划，赶来送老人最后一程。老人家的一生，没有退休，没有医保，家徒四壁。连住敬老院的钱都是乡老们凑的。但他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同不久前归真的石恩成阿訇一样，他们是回回民族的瑰宝，是楷模。他们的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牛街礼拜寺有个牛脾气的张大爷您知道吗？（白润生）
在未去北京念经、读书前，就耳闻牛街礼拜寺历史之古老可比西安化觉巷，令人向往。终于来到京城，学院就坐落在牛街旁，礼拜寺近在咫尺。想到日后可常常于此寺拜主，喜不自胜。
一日天寒，去寺中大净，但见水房上书“涤虑处”三字，顿觉皇城根下片砖碎瓦都饱含着历史与文化。大小净岂止净身而已，乃有洗涤灵魂之用，也明白了为何大小净每净一肢一窍均配有相关之“笃阿一”的内涵意韵。进得水房，见几位长者正围炉取暖，便含笑以对。正欲入室，但听一声牛吼：“你干什么你？”回头一看，是位穿得脏不啦叽的大爷。“我，我洗大净。”“洗大净？你哪来的你？”“我经学院的学生。”“经学院的学生你不在学院洗，跑这洗什么洗！”“学院没烧热水。”“没热水，跟你们领导自个儿说去，别上我们这来洗！”主啊，寺外寒气逼人，寺里让人寒心。当即离开，回学院洗了个自来水澡，平生第一回体会到了啥叫透心凉，这一洗就洗了近两年，也由此记住了这”牛”吼的大爷，对他、对寺好感尽失。
后来在一次与何凤山老师谈话中说起了这事、这人，何老师笑着说：“是张大爷吧？张景尘，他可是个了不起的人啊！”“就这人，这牛脾气，有什么了不起？”“呵呵，他可不是对你，他是对你们学院有意见，寺里乡老都听说你们大多数学生不礼拜。”（这是事实，那时有几十个学生，坚持晨礼的也就七八个）原来如此，用时下的话说，我是躺着中枪了。“即便这样，哪他又有什么了不起呢？”此刻，我已无怨意，念经的学生不礼拜，任何乡老都有权鄙视。我非但无怨，还十分理解。何老师继而对我讲述了张景尘，一个普通穆斯林老人不平凡的人生。
张大爷，河北人，生于1923年，与家父同为九十老人。儿时，家境贫穷，入寺念经两年未果，辞学入京谋生。人虽离寺，恩师之情不敢忘，伊玛尼的种子深深地植入他的心灵。
解放之初，一切学苏联，作家书屋出版社出版了苏联学者所写的《人类起源的科学解释与宗教传说》一书，书中肆意曲解伊斯兰教义，引起了张老恩师刘殿凯阿訇的愤慨，阿訇即著《辩误论》一书予以驳斥。稿初成，张老携书稿去北大求助马坚教授和陈克礼阿訇，获两位大师润色、校对，后由曹旭东多思弟油印出版，穆斯林大众好评如潮。
其时，张大爷在一军工厂当工人。尽管马坚教授善意提醒，恐有麻烦，但张老为卫教、为恩师在所不惜。果然，张老因书获罪，被判劳教十一年，被单位除名。文革中，举家被疏散至河北农村，又一个十一年。1980年回到北京，家徒四壁，一无所有。张大爷先被安排至回民中学，因朴实苦干被师生称为牛师傅。后至牛街礼拜寺，做寺师傅，尽干杂役。
尽管社会如此不公，生活清贫，但张大爷为主道、教门的一颗心是火热的。张大爷虽然教、俗知识均少而浅，但却极喜爱学问和敬重有学问者。京津两地的不说，外省市但凡有学问、有知识的穆斯林到来，张大爷必登门看望，以示尊重。已故阿訇、学者马松亭、马坚、陈克礼等，当今大家张承志以张老为其难得至交。而张老结交学者，并非为虚荣，实为爱教敬才。
张大爷对族中、教界伪信败类深恶通绝，忠奸不两立。始有文中开始一幕，误以我为念经不遵经的学生，故而横眉牛吼待之。
得知张大爷如此不凡，我心中敬意油然而生。后来，张大爷也接纳了我，每每遇见，热切相拥，我尊如父辈，引为忘年交。张大爷生平坎坷，却无怨无悔，始终以恩师所嘱“安拉乎的考验，伊玛尼的条件”为准则，因而也被众多思弟尊称为“伊玛尼张”。恩师归真前曾动情地说：“咱爷俩啊，是常青的松柏，两世的多思弟，到后世的日子里还是多思弟”。
张大爷之信德，足可洋洋洒洒著文以记，非一篇短短夜谭能述尽。我想以一字高度概括其信仰品质，我以为“忠”可表达张大爷。为谁忠？为主忠，为圣人忠，为穆民大众忠。
（选自《新天方夜谭》）
张景臣和陈克礼阿訇的往来 （元康）
牛街张景尘哈吉，是位虔诚的穆斯林，大家都习惯叫他“张伯”。上个世纪50年代初张景臣在北京看到陈克礼先生写的《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就爱不释手，这本书文字通俗易懂，道理讲得非常透彻，很适合青年人看，尤其对于文化水平不高的穆斯林，真是一本难得的普及教门的好书。张景臣从此成了陈克礼先生的忠实读者，喜欢听他讲话，也经常向他询问一些问题。
张伯老家是京东人，小时候曾跟刘殿凯阿訇学经。刘殿凯阿訇看到苏联人写的《人类起源的科学解释与宗教传说》，发现里面有许多伤害伊斯兰教的内容，于是就写了《辩误论》加以批驳。张景尘在西单礼拜时就把刘阿訇写的稿子给陈克礼先生，请他给看看。陈克礼翻看了几页就连声说好，然后说：我带回北大好好看看，下个主麻再给你。过了一个主麻就把看过的稿子还给了张景尘，对《辩误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后来李殿凯阿訇因所谓“伊玛尼党”一案被捕入狱，张景臣也受到了牵连。
陈克礼在北京大学任课时，有一段患了精神分裂症，无法上课，住进了医院。张景臣得知后，就向马坚教授打听陈先生的病情，马坚教授说，你去了恐怕也不会让看。张景臣说不管怎样也要去看看他。马坚教授就给他写了张便条，让他去试试。他打听到陈克礼住的校医院，就要求进去探视，但医院说上级有规定，陈老师需要静养，任何人都不能探视。
张景臣拿出马坚教授写的便条，说我就进去看看，不跟他说话还不行？医生再三叮嘱只能在门口看看，不许跟他说话！这样才让他进去。那些医生护士都很惊讶：陈克礼是什么人物？比一个大教授大学者还有名？怎么有那么多人关心他，来看望他？张景臣进了陈老师的病房，那是一个很小的房间，就他一个人拿着本书，背着身子站着。张景臣给陈老师道了赛俩目，护士赶紧说：“不是不让你讲话吗？”张景臣说：“这是我们回民的问候语。”还问他需要什么东西不？但陈老师只是呆呆地看着他，什么话也没说。这时，护士就往外撵：“看看就赶紧走吧，领导不让别人来看他。知道又人来该批评外我们了。”
这是在1954年春夏期间的事。张伯对陈克礼先生有深厚的感情，得知他牺牲的消息后，非常难受。每次提起陈阿訇，张伯总是赞不绝口：陈克礼阿訇尔林那叫深，嘿！谁都比不了！
今年三月，尊敬的张伯归真了，让我们深感悲痛。我们永远怀念这位正直、坚忍、爱憎分明的老人，愿真主提高他在天园的品级！阿米乃。
2015年3月14日下午
黄宝国
今天惊闻北京的张景臣老人归真了，这消息让我很是悲伤。我跟老人是往年交，而且感情深厚。
想当年，我在出版《高原》的时候，张老是《高原》杂志的忠实读者。我们虽然从未谋面，但时常电话联系。
后来，在2004年的国庆节，他带着一帮北京牛街清真寺的乡佬来纳家营过圣纪，他老人家还亲自登门拜访我。
当时我在清真寺旁边经营着一家商铺，我正在店里干活，满身灰尘。张老进门就用一口纯正的京腔问道：“请问，这是纳家营穆斯林服务部吗？”我说：“是的，老人家您需要点什么吗？”他说：“我找黄保国。”我说：“我就是，老人家您找我有事吗？”他上下打量我一番，又问道：“我找办《高原》杂志的那个黄保国。”可能是我当时满身灰尘的原故，不像他想象中的那位杂志社的主编。也许在他的印象中，主编就应该是西装革履，一副很斯文的模样。而且这个穆斯林服务部也不像一个杂志社的格调，这分明是一家商店，并且站在他面前的这位却满身灰尘，一副打工仔的模样。我笑了笑，接着回答：“老人家，我就是。”这时我已经意识到来访的这位老人一定是《高原》杂志的读者。张老再次上下打量我一番，还是坚定的问道：“我找办《高原》杂志的黄保国。”我仍然笑着回答：“老人家，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位黄保国。”老人又用怀疑的眼光反复打量我一番，并轻声地问我：“你真是那位办《高原》杂志的黄保国吗？”我笑眯眯的回答道：“是的，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位黄保国。”老人很兴奋地走到店门外，对着外面的一群老人挥挥手，高声的喊道：“快过来，这位就是我们要找的黄保国啦！”后来我才从他们的口中得道，他们怀疑这个挂着“穆斯林服务部”招牌的店铺不是《高原》杂志社。是啊！全国有多少读者知道，这本很有影响力的刊物的办公室是一家店铺呢？全国又有多少读者知道，这本思想性很强的杂志是由这个店铺的主人一个人承办的呢？
十多年过去了，在这十多年中，我曾多次去北京牛街清真寺看望这位让我敬重的老人。今天，他离去了，我在想，我再去北京牛街清真寺还多大意义呢？
敬以此文来记念这位我非常尊敬的张景臣老人，愿真主慈悯他。阿敏！
牛街的张伯 （李海钦）
提起北京的回族，人们自然会想到牛街。而提起牛街我就会想起张伯，张伯在我的心目中就代表着牛街。我和张伯有长达二十年的忘年交，在他身上有着太多的牛街记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是我人生的谷底。多年的强直性脊柱炎让我直不起腰，又从高考那座独木桥上重重摔下来，我变得郁郁寡欢，沉默寡言。自卑、自责、疾病难愈，所有这些在我心里翻来覆去，常常彻夜难眠。人不顺时总爱怨天尤人，心就慢慢封闭起来，跟家人无话，跟外人无语，这样下去我真会垮掉。开斋节渐近，我举意能骑自行车去牛街礼尔德拜，祈求安拉改变我的境遇。母亲常说真主不屈人的愿望，后来我真的实现了我的举意。那天，我一大早洗过大净从家骑了近一小时的单车到了牛街，礼完尔德拜后，我试图能在牛街附近找点儿事做，最后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经书流通处，谋得一个当售货员的差事。一百二十元的月薪，并且卖东西还有个凳子坐，这让我欣喜若狂，因为这是我走向社会的第一份工作。
经书流通处位于牛街教子胡同与南横西街的交会处，离牛街礼拜寺很近。经营的都是穆斯林的生活用品、经书和阿拉伯语教材。我腼腆自卑的性格这时不得不面对来自本地和外地的多斯提们。在和形形色色顾客的交谈中，我逐渐打开了心扉，猛然发现自己毫不缺乏与人沟通的能力，缺乏的只是勇气。来来往往的顾客中有学者、商人、学生、乡老，也有做礼拜的坊民。有的人多少天来一次，也有的人几个月露一次面。而每天都能看到的身影只有张伯，张伯家就住在清真寺对面的门章胡同，每次礼拜完后，他总要来我这儿转一圈，侃一会儿再回家。
张伯当时已年近七十，仍鹤发童颜、精神矍铄，一直戴着那顶白色礼拜帽，骑着一辆28型凤凰牌旧自行车，车后搭着个军绿色布兜儿。一进门，不管我们这屋里有谁，都会被他的声音吸引过去。他满嘴京腔京韵，乍一听还以为是单口大王刘宝瑞。张伯说话从不作铺垫，如果你头一次接触他，听他讲话，好像是错过一部电视连续剧的几集剧情，从中间欣赏了一样，需展开联想，才能把故事的轮廓慢慢辨别清晰。
从王静斋到马坚又到陈克礼，从白崇禧到马本斋，他聊起这些回族精英们的故事时如数家珍、绘声绘色，他们是张伯永恒的话题。当然他也讲有些虚伪学者的沽名钓誉和普通穆民的逸闻趣事。有些是书上写的，有些是他听来的，有些则是他的亲身经历。陈克礼住院时他曾去探望过，马坚教授家他也拜访过好几回，现在的回族学者好像都跟他有过或多或少的来往。而他只是个牛街清真寺的乡老，身份不高，也算不上文化人。那么他凭什么跟这么多回族名人有来往，当时我觉得是个谜。
跟张伯真正的接触，始于他送给我一套书。我酷爱文学，总想通读一遍《一千零一夜》，当时在书店很难买齐，而且都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如果能得到一套纳训先生从阿拉伯语翻译的《一千零一夜》，简直是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我跟经书流通处的同事聊过此事，李大姐是土生土长的牛街人，性格开朗，直言快语：“这事你得找张伯。”我羞涩地说：“那怎么好意思。”
那天张伯来了，他还没开口说话，李大姐抢先一句：“张伯，小李想问您要一套《一千零一夜》。”她的话让我猝不及防，心被提得老高。没承想张伯还是那副乐呵呵的表情，“得嘞，下午给李子拿一套过来。”我原本觉得复杂的事情竟如此简单地解决了。下午张伯又来了，送给我一套崭新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纳训翻译的《一千零一夜》。我如获至宝，爱不释手，每夜孜孜不倦地阅读着。在那忧郁苦闷、孤独无助的日子里，这套书给我平添了许多快乐和温暖。
张伯在教门上对我有很大影响，虽然他的宗教知识有限，但当时对于只会背“清真言”的我来说他是真正的大尔林。他教会我几个短索勒，并规范了我的礼拜姿势。我心里暗自笑自己，曾经的礼拜真有点儿滥竽充数。听说他文革期间坐过牢，在狱里还坚持把斋、做礼拜，这更加深了我对他的敬意。我也渐渐明白为啥有那么多回族学者、学生以及各地的多斯提都喜欢跟他来往。他为人既透明又热情，对教门里的事儿更是尽心尽力。哪个学者缺份资料，哪位学生缺本教材，他都能想尽办法找来，或邮寄或托人捎，常常搭钱搭工夫，需求者大都有雪中送炭之感。我原以为张伯很有钱，第一次去他家的经历彻底改变了我的想法，从心灵深处触动了我。
一天下班后在清真寺门口碰到他，他让我到家坐坐。我正想认识一下他的家门，便把自行车放在寺门口，随张伯绕过清真寺的影背墙向西拐进一个胡同。胡同很窄，有一米左右宽，若迎面来个胖子或推自行车的，那得侧身才能过去。七拐八拐走了三四十米，前面豁然开朗，是条较宽的胡同，大概能过辆小轿车。又走了没几步便到了张伯家的院门口。进了院门有种继续穿小胡同的感觉。这是个拥挤地住着十来户人家的大杂院。大家因需求而拓宽空间，早已把院子变成了一条狭窄的过道。最里面的一间就是张伯的家，门口生着炉子，炉子上面坐着个锅。他把我让进屋。这间屋顶多有十二平方米，一张双人床就占去了四分之一的空间。我猛然发现，床上的被窝里蜷缩着一个老太太，眼睛似睁似闭，样子有点儿吓人。
“是大妈吗？”我问张伯。他点点头，我刚要跟她打招呼，张伯又摇摇头，“她听不懂，疯了十几年了。嗨，房漏又遭连阴雨，前年又得了半身不遂，比植物人强点儿。”他边说边收拾起沙发上的杂物，让我坐下。“哈桑，你坐一会儿，我买俩烧饼去，锅里有小米粥，今儿个跟这儿吃。”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已推门出去了。
我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环顾四周。床头有个书架，参差不齐地摆满了各种书刊杂志。墙是用报纸糊的，日久发黄，上面挂着几个镜框，有老两口年轻时的合影，也有张伯和众乡老一起的留念。我对面墙上最醒目的地方挂了幅经字画。我当时不识阿拉伯文，只觉得高深莫测，不知出自哪位大家之手。
眼前的环境让我心情逐渐沉重起来，张伯作为一个寺里的乡老能有多大点儿收入，又常年伺候着一个重病人，生活得如此窘迫。思索间张伯拿了几个热气腾腾的烧饼进了屋，此时我自知自己的到来纯属给他添乱，但盛情难却。我们一起吃着热烧饼，配着早已炒好放凉的土豆丝，喝着小米粥。聊天中我还得知他有三个儿子，工作一般，收入不高，又都有了下一代，自顾不暇。每个月接济点儿钱给张伯。张伯身体硬朗，倒也无需他们照顾，且还能照顾老伴。我们还聊了许多教门上的事儿。那顿饭让我至今难忘。
当天晚上，我辗转难眠。我头一次去那样的大杂院，又头一次见识了张伯的生活。外人看到的永远是张伯豁达开朗、乐于助人，既和蔼又幽默的一面。我想是信仰给了他这种无比坚忍、无私无欲、乐观向上的性格，并且感染着别人。而我呢？只是得了个慢性病，在生活上遇着点挫折，就如同世界末日来临了。我绝不能消沉，我并不孤单，我有父母的疼爱、家人的关怀，还有健全的头脑，还有青春年华，还有人生的漫漫长路等着我去走完。一时间我有了不少人生感悟，许多激励人生的警句格言也从心底冒了出来。我发誓从此要励志图强，改变人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出国留学成为一股热潮，北京云集了成百上千的有志回族青年。他们怀揣梦想，远离家乡，分散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等有阿语专业的大学，或参加培训班或插班到本科班旁听，还有些自发地组织起学习班，凑钱请大学老师授课。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开始自学阿拉伯语。我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每天经营着阿语教材、穆斯林音像制品，没顾客时就可以自学，不懂时就先用笔记下，等有买书的懂阿语的学生来就向他们请教。经书流通处的马经理也很支持我，同意我把教课的录像带拿回家看。那时张伯每次来，见我在学阿语，总爱用开玩笑的方式鼓励我，我记忆最深的话就是“大翻译官，又学上了”。
在此工作了一年半后，我感觉对阿语渐渐入门，便辞掉了工作，专门去学阿语。这期间见张伯就少了，偶尔来牛街礼主麻也会碰到他。1993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工夫不负有心人，我获得了去阿联酋留学的机会，那心情就如同阿里巴巴念着芝麻开门即将打开宝库一样。出国前我专门去了张伯家，把这一特大喜讯告诉他。他送了我一本《阿汉字典》作纪念，并告诉我他也有好事儿，一位回族美籍华人资助他去朝觐。我想张伯对朝觐的欢喜程度不亚于我留学的兴奋，我们都为对方高兴。
我是在阿联酋听说他朝了觐。他老伴也是在他朝觐期间无常的，对张伯来说可算问心无愧了，从另一角度讲也是一种解脱。1997年我结婚后和妻子一起去看过他，他依然精神矍铄，和蔼可亲。记得除了喜糖我还给他买了两个羊腿，他说他不爱吃肉，让我拿回去，我让他给儿孙们吃，他才勉强留下。那一次我才知道他基本吃素，每天都喝小米粥。但他的身体一般人比不了，特别是像我这种常年带病的年轻人，还真不如他。那年他快八十岁了，我刚三十出头。我俩之间曾发生过一件让我至今难忘、羞愧、尴尬无奈的事。当时一位朋友寄存一箱书在张伯家，大概有五十斤重，我去他家取。聊过天后我要走时却犯了难，我真的扛不起来，就算扛起来也不一定能走路。张伯看出我的心思，就说他来扛，一下子把一箱子书扛在肩上。我尾随着他走出院门，心中充满了羞愧。院门口有几个老人在乘凉，他们跟张伯打着招呼，张伯径直朝那个狭窄的通往正街的小胡同走去。我继续跟随着他高大的背影，突然隐约听见有人嘀咕：一个大小伙子让一个老人扛着……当时若有个地缝儿我真想钻进去。
我是2000年回国的。说来惭愧，我没能像张伯说的那样成为个大翻译官，而成为了一个小小的翻译，但在我职业生涯中确实前进了一大步，后来又下海经商。经过几年的奋斗，我在牛街地区的教子胡同按揭买了房，张伯也因拆迁补偿住进牛街西里两室一厅的新居。离得这么近，本应该多走动的，但我们见面并不是很多。偶尔在街上或礼主麻时遇到他，他依然讲着他的故事，依然还能骑自行车，只是28型男车改成24型女车了。他的腿脚老迈了许多，但精神却依旧。每次与他聊天，我发现我再不像以前那样专注地听他讲述了。是我知识丰富了，还是因为还房贷满脑子尽想着挣钱，或是别的事儿占据了思路，总觉有几个电话要回，几个约会要赴，几个客户在等着我。于是打断张伯的话，借故匆匆离去。
一天我去医院拿药，一名小护士叫我叔叔，才感到不觉间我已到了不惑之年。不惑之年应该是人生最清醒的阶段。我清醒吗？不知道。这个时代是浮躁的，人也是浮躁的，我无奈地随波逐流。这几年生活得确实匆匆忙忙，总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走，无法停下来。我想这只手大概是物欲吧。
这一夜我又失眠了，想了很多事，这几年我的同学和相交若干年的朋友中，有换肝换肾的，也有英年早逝的。他们在事业上还都小有作为，经济上也很富裕，每日山珍海味，忙于应酬，生活没规律，人生也无章法。我跟他们不也有相似之处吗？腰比过去又弯了许多。再想想张伯大概快九十岁了，一口好牙，一副好身板儿，一生没有大的作为，平平淡淡，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地活着；一辈子喝小米粥，骑自行车，生活看似简单，却一直遵循着养生之道。骑车印证了那句话：生命在于运动。而小米，中医认为它是最好的食物，中国人的祖先用它来祭祀谷神，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靠小米加步枪建立了新中国。社稷的稷就是小米的意思，社稷最后引申为国家的意思，可见其重要性。信仰上他非常虔诚，恪守五功。张伯也许才是真正的智者。穆圣说：穆民是穆民的一面镜子。张伯这二十年有意无意地影响着我。我举意明天一定放下手中的工作去看看他老人家，耐心地去倾听他讲述教门里的事儿、回族精英们的故事。不管我以前听过多少遍，不管我是否已知道，一定要专注地听，一定！
第二天，我备了份礼物去看望张伯，我们教内教外、谈古论今聊了很久很久。他除了又讲了些我以前听过的他坎坷的经历外，还真有些新鲜事儿和以前从未涉及的话题。他流露出我是他心中最惦念的几个回族年轻人之一的意思，我笑着说我已不年轻了。他说在他眼里我永远都是孩子，并笑着说等他归真时一定让我给他站者那则。我听后几乎落泪，顿感我在他心中的分量不轻。
离开他家后我释然了，多好的老人啊！是啊！我们优秀而苦难的回民族造就了多少像张伯这样坚忍不拔的普通穆民？无论处境顺逆，总能保持着一颗平常心、喜悦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