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石宗源

石宗源在基层调研时给当地群众点烟。或许是因为自己是苦孩子出身，从基层一步步上来的，石宗源待人和善，没有架子，这是许多人接触他后的共同印象。 （南方周末特约摄影记者 白荧/图）

 

石宗源个性很强，对个人原则决不放弃。这在甘肃、北京和贵州，都是熟悉石宗源者的共识。

处理瓮安事件时，石宗源一方面担心事情处理不好，另一方面又担心对官员批评过度，触动官场，会在同僚中授人以柄。

政声人去后。当石宗源于2013年3月28日凌晨4时因病在北京逝世的消息传出，对这位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人们更多记住了他原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的身份。

这多半要归因于2008年发生在奥运会前、震动中外的瓮安事件。当时，石宗源第一时间亲赴现场，三次向当地民众道歉，摒弃高压和封锁的惯常维稳思维，对整个事件的处置为舆论所称道。

自此，石宗源以开明之姿态被人们铭记，但在贵州地方政坛，他的标签却是“另类”二字。究其原因，在于石宗源罕见地推行“保住青山绿水”的政绩观，抑制了地方发展的GDP冲动。这一做法，在以“欠发达、欠开发”为基本省情的贵州，并不为一些地方干部所认同。

2010年8月，石宗源与时任贵州省长林树森双双去职。两年半后，他因肺癌溘然长逝，终年66岁。回顾石宗源主政一方的岁月，他在两个关键之处突破了既有模式：处理敏感群体性事件和地方发展之路。相较于前者备受民间赞誉，后者至今在地方上受到争议。

对个人原则决不放弃

“老石这个人，如今是很难得的。”

石宗源去世时，民间最多的悼念声来自甘肃。那里是他事实上的故乡，他日后的经历无不带有甘肃的印迹。在官方履历上，石宗源生于1946年7月，祖籍河北保定。没有提到的是，他9岁就到了甘肃生活。

石宗源后来对友人回忆，他实则幼时生活在四川雅安，在弟兄5人中排行老大。那时家境不好，小小年纪还要给家里捡拾煤渣。后来父母养不动太多子女，他在9岁那年就投奔了在兰州的舅舅。此后在甘肃，石宗源求学、工作、成家、入仕，一待就是四十多年。

18岁那年，石宗源考入了西北民族学院（今西北民族大学）政治系，毕业后就在甘肃和政县委党校教书。那时的县党校并不如现在正规，石宗源只是偶尔培训一下乡村干部。他的工作能力和口碑在当地都很好，又是当时少有的大学生，以至1981年他在没有组织提名的情况下，被当地几名人大代表联名举荐为副县长。

甘肃电视台都市频道总监马进祥是石宗源的至交好友。两人同为西北民族学院毕业，相交了三十余年。有6年时间，石宗源任甘肃省委宣传部长时，马进祥还是他的下属。

“老石这个人，如今是很难得的。”马进祥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他第一次见石宗源就在和政县，那时省委组织部正在考察他。石宗源作为一个外地人，在当地没有任何背景，都是这么一步步走来的。

在马进祥眼中，石宗源个性很强，对个人原则决不放弃。这在甘肃、北京和贵州，都是熟悉石宗源者的共识。

1984年，石宗源调到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工作，1993年离开时，已是州委书记。当时政府分配给他一处院子，石宗源的妻族就在临夏。“如果他要留给亲戚也是可以的，但他离任后，就把院子交公了。”马进祥回忆说。

同样的事情在他任甘肃省委宣传部部长时又发生了一次。当时宣传部为职工盖了房，按政策是房改房，其中有四套部长房是最大的，一套只需要两三万元就可以拿下。那时，抚养石宗源长大的舅舅一家就在兰州，即使他不要，也还是可以给亲属。最后所有职工都买了房，除了石宗源。

“在他之前，宣传部很多年没为职工盖房子，都是他跑来的。结果他自己没要。”马进祥说，为此甘肃省委宣传部现在还有不少人感激石宗源。

石宗源的另一面是待人和善、言语幽默、对待下属很有情义，同样也是很多人对他的共同印象。

贵州某媒体记者李林（应其要求，使用化名）记得，一次到地方调研，天气炎热，这边县长还在请石宗源落座，那边工作人员已经抢起了旁边的西瓜。石宗源看了也只是笑笑，对有几分尴尬的接待人员“解释”说：“他们太渴了”。

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一位人士至今还记得，2005年石宗源调职去贵州时，曾亲自到每一个司与工作人员道别，与人合影留念。“新闻出版总署是在他任内升为正部级机构的，大家对他还是很感念。”

瓮安三次道歉背后

“他说处理瓮安事件其实担了很大的风险，一不留神就会引火烧身。”

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到贵州省委书记，对石宗源来说有些突然。接近石宗源的人士说，石对于去贵州并无思想准备，当时他已经60岁，对仕途并没有太多想法。他曾跟身边人笑着回忆：“有一天，长春同志问我觉得贵州怎么样啊。我心想，我要来贵州了。”

在一些非正式场合，石宗源曾表示，既然服从中央的决定来了贵州，就准备干好这几年，然后打道回府退下来。然而，他不曾预料到，他在贵州的这几年，可以说是多事之秋，其中又以2008年为最。

这一年开年，南方省份遭遇大范围冰雪灾害，贵州也在其中；5月，四川发生大地震，贵州则发生洪涝灾害；到了6月28日，瓮安发生大规模骚乱，时值奥运会前夕，震动中外。

瓮安事件发生在28日，安排几位省领导前往现场处置后，30日石宗源就赶到了现场。他只带了贴身工作人员，当时走得急，连记者都是后来才知道的。

石宗源后来的举措，令所有人耳目一新。李林回忆，那时事件原因的传闻让人真假难辨，影响又极为严重，很多人以为事件会延续以往的思维，会被官方定性为打砸抢事件。结果石宗源在瓮安三次鞠躬道歉，出乎大多数人意料。

省委工作人员沈重（应其要求，使用化名）却认为，事有意料外，也在情理中。石宗源初到瓮安，着手召开了不同层级的会议，又亲自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了解到事件的深层原因是老百姓对当地社会治安和干部作风强烈不满。“随着对情况的逐步了解，书记做的判断是有他的道理的。”

在当时人的理解中，石宗源对待瓮安的开明姿态，源于他做地方官的历练，以及曾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任职的经历。“书记曾长期在地方工作，有治理经验，他又当过京官，遇事不慌乱，宏观上有把握。”一位贵州媒体记者说。

鲜为人知的是，这并非石宗源第一次应对群体性事件。1992年，石宗源还在甘肃临夏任州委书记时，在临夏下辖的癿藏镇，当地群众因一座建筑的重建选址问题和政府发生了激烈冲突。事件最终在官方高压下平息，也成为了石宗源心中永远的痛。

“估计那时起他就有愧疚，有了一些反思，尽管他在我们面前从来不愿提这事。”马进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后来有人说石宗源瓮安事件处理得好，是因为在癿藏事件中“交了学费”。对于这种说法，马进祥说：“某种程度也可以这么说吧。”

2008年7月，瓮安事件已尘埃落定，马进祥到贵州看望多年不见的老友。石宗源在家和他谈了一个小时。石宗源告诉老友，他压力很大，瓮安之事想起来还是有些后怕。

“他说处理瓮安事件其实担了很大的风险，一不留神就会引火烧身。”马进祥说，石宗源一方面担心事情处理不好，另一方面又担心对官员批评过度，触动官场，会在同僚中授人以柄。

唯一让石宗源感到安慰的，是媒体反应对他还不错。除了舆论的赞扬，石宗源在瓮安事件中突破范式的意义，在地方官场中并没有获得更多的肯定。

石氏政绩观

“甘肃地下水超采严重，现在地面都塌陷了，贵州不能再这样。”

相较于瓮安事件，石宗源更受争议的是他推行的“保护青山绿水也是政绩”发展理念。

改革开放至今，“唯GDP论英雄”已饱受诟病，各级政府也在强调对环保和民生的投入。然而，真正把“环境立省”的概念落实下去、直接在数据上消弭了GDP冲动的领导干部，在地方却极为少见。

2005年贵州GDP增速为12.7%，刚创下了21年来的最高，为全国第14位。这年年初，中央领导人视察贵州，贵州上下提出要实现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年尾赴任的石宗源，无疑被地方干部寄托了带领贵州高速发展的期待。

令人想不到的是，2006年贵州GDP增速虽然仍达到了12.8%，但全国仅为第22。

2007年4月，贵州召开第十次党代会。石宗源在开幕报告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要树立保住青山绿水也是政绩的理念”。他认为，保住青山绿水，就是保住贵州发展与竞争的优势；要摒弃劳民伤财的“短期行为”、片面追求政绩的“轰动效应”、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坚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促进。

综观石宗源任内，贵州GDP增速始终平缓，其中自然有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在西部省份中，贵州的发展指数仍然靠后，而且增速排名始终徘徊在20名左右，再未超过2005年。

当时，来自广东擅长经济发展的林树森来到贵州任省长。在两人任期内，贵阳和广州之间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相继开工修建，贵州交通获得升级。坊间却多归为林树森的手笔。

而多位接近石宗源的人士表示，石宗源的环境保护意识还出自他在甘肃的切身经历。

贵州发展最大的制约除了交通，就是水资源。贵州降雨充沛，但因为喀斯特地貌造成地表存水很少，属于工程性缺水。解决之道除在地表兴修贮水设施，就是利用地下水。2007年，时任省长林树森专程到省地矿局现场办公，调研地下水的勘查，指出将筹资100亿元，解决1300万老百姓的饮水困难。

对地下水的开发，石宗源却始终持谨慎态度。他每到一地调研，都要语重心长地提及他在甘肃工作时的经历：“甘肃地下水超采严重，现在地面都塌陷了，贵州不能再这样。”

石宗源始终强调，如果没有条件保护，宁肯不开发，宁愿交给下一届政府等有条件了再做。一位贵州记者注意到，每当这种场合，石宗源宣讲完自己的环保观念后，总是会说一句：“拜托各位了。”

“他心态平和了”

“后来他说他开了微博，每天都在‘潜水’。”

终其在贵州任内，石宗源始终被一些地方干部认为是较为另类的领导。因为“GDP至上”，仍是中国大多数地方政府的现实追求。

据《南方都市报》近日报道，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了中国283个中小城市的市长和市委书记10年的政绩和升迁结果，发现如果任内GDP增速比上一任提高0.3%的话，升职概率将高于8%，如果任内长期把钱花在民生和环保上，那么升职几率是负值。

在贵州，“欠发达、欠开发”的基本省情，让官员的发展愿望更为强烈。一些干部对石宗源的一系列做法颇有微词。一位负责招商引资的地方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直言不讳地说，贵州迫切需要的是发展，保护环境重要，但不能不管GDP。

瓮安事件中，一大批官员下课，这让其他一些地方官场认准了“只要稳定就没事”的想法，而搞发展就要拆迁、就要征地，就有矛盾，这样也就没干部愿意搞发展了。

马进祥说，“他个性太强，不会圆滑，不会世故，官至高位实在是少见。”

这一点在贵州官场时也是如此。接近石宗源的人士说，石宗源很看不惯原省政协主席黄瑶（后因严重违纪被查处）的作为，就是在公开场合都会揶揄“黄主席”两句。

马进祥说，在贵州任上5年，石宗源家也没什么人走动。马进祥两次去石宗源家里探望，石宗源告诉他，家里逢年过节，关上门什么人也没有，人全挡在外面。

等到他从贵州调回到北京，虽然还有职务，人却清闲不少。以前在甘肃的老朋友、老伙计经常来看望他，席间他都是跟人聊以前在农村工作时的事情。他喜欢听临夏的“花儿”，饭桌上的人就算不大会唱，可只要哼上两句，石宗源都会很开心。

“后来他说他开了微博，关注了我，每天都在‘潜水’。”马进祥说。

2012年9月，马进祥最后一次见石宗源。那时他已经患上肺癌，但表面上看气色却还不错。“看得出，他的心态已经很平和了。”

那一次，两人聊了三个小时。没有说工作，全是关于过去的时光，和所有老去的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