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行在丝绸之路上的“食物”（相当有料）

葡萄从西域传到长安，是“贰师将军”李广利自大宛（费尔干纳）凯旋（公元前101年）以后的事。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带回的葡萄被种植于离宫之外。

葡萄可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象征。遣唐使的航船当时还无法把葡萄果实带回日本。比如鉴真和尚搭乘的船只，需要一个多月才能抵达，如果从都城长安到出发港的日程也算进去的话，不论葡萄多么稀罕珍贵，带回日本都是不可能的。虽然未能带回实物，葡萄的图案却很早就传入了日本。

正仓院宝物中的海兽葡萄镜尤其有名。一串葡萄能结许多果实，是丰饶的象征。葡萄图案在西方被看做吉祥的标志，这个图案也经由中国传到了日本。

据中国学者王仲殊的研究，高松冢出土的海兽葡萄镜与唐代独孤思贞墓出土的铜镜属于同范镜，也就是用同样的铸型铸造的、名副其实的兄弟镜。在日本，依照中国传入的铜镜再制作铸型，以此制造大量铜镜。当然这种仿造的铜镜还很难称得上做工精巧。

日本开始栽培葡萄的时间是12世纪末叶，据说是从中国带来的种子。不过，日本人在实际见到葡萄之前就已经认识了葡萄的形状。

与葡萄同为丰饶之象征的还有石榴，它也是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因为据说产自石国或安石国，故名石榴。石国位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市一带。安石即安息，国土曾横跨现在的伊朗至阿富汗一带。其树多瘤，故选“榴”字为其名。在中国古诗文中，石榴也写作“若榴”。张衡作《南都赋》赞美南都（南阳），并列举其圃园中多种多样的果树——樱、梅、山柿、猴桃、梨、栗、栲、枣、若榴、穰橙、邓橘。

“穰”和“邓”似是地名。《南都赋》收录于《文选》。清少纳言的《枕草子》有这么一段——文，以文集为最，文选，博士的奏章。

这里所说的《文选》是平安朝贵族的必读书，所以“若榴”这个名称应该早已为日本人所知。日文中石榴叫做“杂库罗”，源于“若榴”的读音。这也是一个在见到实物之前，通过文字学习到的果物名称。葡萄则是图案先行，人们得以大概了解它的形状，若仅仅“若榴”二字，则叫人无从想象。

石榴与葡萄不同，对气候和土壤的要求不是那么严格。只需把种子带回，就可以种植。据说平安时代以前，石榴就已传入日本，那么到底是文字先到，还是实物先到的呢？恐怕很难定论。在《文选》中，左思的《三都赋》里有——蒲桃乱渍，若榴竞裂。

还有潘岳的《闲居赋》也写道——若榴、蒲陶之珍，磊落蔓延乎其侧。看来文中石榴与葡萄总是一同出现。

丝绸之路上的石榴比日本的石榴大一圈，而且汁多味甜。跟加利福尼亚进口的石榴比较相像，还有吐鲁番盆地的石榴以及在伊朗从伊斯法罕到设拉子途中买的石榴也是这样。在空气干燥的地带，喉咙时常觉得干渴。这时候，滋味甘甜的果汁正可谓美若甘露。

       枣自古以来即是“五果”（枣、李、栗、杏、桃）之首，中原、西域以及北方少数民族地区都有种植，西汉时期从胡族引进的品种主要是西王母枣。据《史记·封禅书》记载：李少君谓汉武帝曰：“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枣。”传说汉帝用于招待西王母，故称这种西域大枣为王母枣或西王枣。西域信众常不远万里来到岭南祭拜东方文化圣哲——六祖惠能，其中不可少的贡品就是西王母枣，人们常食此枣以祈求早生贵子多子多福。 

魏晋之时又有仙人枣之美名，《洛阳伽蓝记》记载：仙人枣，长五寸，把之两头俱出，核细如针，霜降乃熟，食之甚美，俗传云出昆仑山，一曰西王母枣。

大蒜是一种让人欢喜让人忧的植物，当年它出现在法国人餐桌上的时候，保守的英国人还把大蒜视作令人生厌的东西。

早在5000年前，人们便开始亲近大蒜了。有一位巴比伦国王嗜蒜如命，他曾下令让臣民为宫廷膳房进贡39万5千蒲式尔的大蒜，用以烹调各种菜肴，举国上下无不以食蒜为荣。古巴比伦人还用蒜汁涂身和擦洗婴儿，并把大蒜串起来挂在脖子上，戴在鞋上或挂在墙壁上，甚至把它当作圣物顶礼膜拜。人死之后，还要把大蒜作为陪葬品。

古埃及人认为大蒜是力量的象征和源泉。公元前2700年，古埃及国王驱赶几十万平民和奴隶为他建造胡夫大金字塔时，民工们曾受到瘟疫的威胁，并因大蒜供应不上而罢工，国王不得不用1600塔伦特(重量单位)的黄金去买大蒜，民工们就是靠大蒜的强身作用才得以完成这一宏伟工程的。

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时将大蒜带回中国，因古时对西域称“胡”，故大蒜又名胡蒜。三国时，诸葛亮率百万大军南征擒拿孟获，不料，孟获暗施毒计，把蜀军诱至山岭险峻、瘴气弥漫的秃龙洞，致使蜀军皆染瘟疫，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诸葛亮向一老者寻求解救之计，那老者授计道：“此去正西数里，有一隐士号万安隐者，其草庵前一仙草名为‘韭叶芸香’，口含一叶，则瘴气不染。”诸葛亮依言而行，果真全军平安无恙。这“韭叶芸香”其实就是大蒜。

苜蓿起源于小亚细亚、外高加索、伊朗和土库曼高地，随后从伊朗逐步传播到其他国家。张骞出使西域引进了包括苜蓿在内的一些植物种子。有关苜蓿引种种植在我国古代《汉书·西域传》就出现记载：“罽宾地平，温和，有苜蓿”。罽宾是古西域国名，在今喀布尔河下游及克什米尔一带。“大宛国，俗嗜酒，马嗜苜蓿”。武帝时得其马，汉使采苜蓿种归，“益种苜蓿离宫馆旁，极望焉”。大宛国即位于今帕米尔西麓，锡尔河上、中游，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史记·大宛列传》也记载：“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离宫别舍宫房尽种苜蓿” 。

这样苜蓿就作为饲料引入了中国，最初在西安一带种植，以后逐渐扩大到陕西各地。因苜蓿具有很高的营养与饲用价值，所以广泛地被传播，如今在全国各地均有种植，主要产区在西北、华北、东北、江淮流域。

除上所列之外，汉唐以来，中原从西域引进的蔬菜瓜果还有芸苔、菠菜、莴苣、胡瓜、胡豆、胡荽、胡桃（核桃）、胡栗等。与此同时，汉族也不断向西域及周边少数民族输出中原的饮食文明，其中既有产于中原的蔬菜、水果、茶叶等，也有中原的食品制作方法，这对提高西域地区民族的饮食文明产生过积极作用。